⊙刘煜辉
最近，要求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改革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
坦率地讲，任何新的秩序形成关键看现实的利益格局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制衡的力量或者格局是否已经形成？
试问，当下哪个国家在现实中能摆脱理论上的“特里芬困境”？尽管外部世界都憎恨美元的滥发，但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及各国储备资产的配置选择产生了庞大的美元需求，而美元供给又只能通过美国不断产生逆差来供给，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或国际金融新秩序中，中国怎样才能争取到一个有利的位置？关键要问当下中国手中有什么样的撒手锏？否则，国人有关“超级主权货币”的呼声或许是无力的。
3月23日，美联储宣布半年内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市场为之哗然。货币当局直接买政府公债，在货币经济学上讲是犯大忌的。美国之所以敢这么干，一方面是迄今还没有更好的办法；另一方面是认定中国等对美国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对应的制约方法。
有人说，中国对于危机中世界（或美国）的最大贡献在于，中国不收回借给美国人的那么多钱，还继续借给美国更多的钱。但这是有底线的，美国人必须承诺并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现在底线破了，美国货币当局直接买公债，债务货币化等于中央银行在公开印钞。
既然美国货币政策是非常规的，中国的应对也应该是非常规的。
当然，对未来形势的判断是做出应对之策的前提。现在的问题是美联储购买3000亿长债的规模够不够？是否足以把利率压下来，把信贷紧缩解除，投资消费有效恢复？尽管伯南克说，一旦经济好转，就停止购买国债。现在看来是不能够当真的。
美国2009年和2010年发债规模将各达2.56万亿和1.14万亿美元，由于美国的财政年度从9月份开始，美国真正发债高峰将在第四季度。此前，如果联储不及时宣布大幅加码买入规模的话，恐怕预期也会把国债利率重新推上去。
那么，谁来买巨量的美国国债？包括中国、日本、石油国家等在内的外部世界正深处于全球再平衡的困境中，贸易出超大幅收窄。而且，这些国家已持有2.5万亿美元的存量美国国债，它们还有能力继续吃下美国数以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那只好有美联储来买了。在某种程度上讲，这如同毒品，沾上了可能摆脱不掉，不论成败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有人讲，“去杠杆”彻底摧毁了美国金融信用的创造机制，即便当下美联储资产已高速扩张了一倍多（目前为1.9万亿美元），但货币乘数也掉了一半多。所以，美国的整体信用规模并没有扩张，或还在收缩。
我同意，未来美国信贷市场即便恢复正常，货币乘数也肯定回不到那个虚妄的繁荣时代水平了。但是，我们不能拿现在处于极端不正常状态的货币乘数说事，现在是金融体系出现了恐慌，机构都窖藏货币不干活，未来必然会有一个从“极端”回复“正常”的过程。
如此，一旦市场向正常回归，金融机构出来干活，货币乘数反弹，短时间内就可能是滔天洪水。因为，货币当局回收流动性的操作要远比释放流动性时困难得多。
谁能保证联储能像“深蓝”计算机一样，精确算到未来经济的每一个变化，在经济复苏的前夜，能及时准确地回收多余的货币，任何货币当局都不敢背负通缩的罪责。
所以，这种“以泡制泡”的方式能否成功？未来对美元、恶性通胀前景会不会以更大的萧条来结束这一切并恢复均衡？这的确令人担忧。
基于上述对未来形势的判断，不管未来形势怎样反复无常，但债务货币化的后果只可能导致美元贬值，并最终会导致通胀预期上升。
既然美国人选择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稀释债务，短期内中国或须考量以非常规手段来予以回击，以求自保。
继续买债，“美国好了，中国也好了”，中国的产能和出口就得救了，这实属荒唐之想。
在渡过此次危机后，中国和美国还能够回归到以前的情景——中国生产和美国消费吗？
即便回归，我想时间也是极为短暂的。这两个严重失衡的经济体搭在一起，已经跑了10多年，出了这么大的危机，还能跑多远？全球经济必须找到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美国必须增加生产，中国必须扩大消费。除此之外，或许已无路可走。
此外，中国还能买多少美国债务？中国的购买能托住美国即将增加的数万亿债务？从现实来讲，恐怕未来美国国债市场的绝对多头可能只剩下美联储自己了。
在此情形下，尽管存在风险，但中国不得不将庞大的美元外储作为一种制衡的工具和筹码使用了。
既然美联储进场，想压低中长期利率，那好我们就顺势抛售（至少在最近半年内）。此举可以阻挠美国国债利率的下降，延缓通缩与通胀预期之间的过快切换，并阻止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当然，为防止美元的急速贬值，我们还必须做出对冲风险的机制安排。
例如，可以大举买入境外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但鉴于目前国家战略之间利益的冲突，这一操作的难度在不断增大。
不过，投资国际油品衍生市场值得考虑，这个市场流动性很好。中国可以考虑在40-50美元左右，建立油品期货合约。这样，短期内可以在有效地对冲中国抛售美国国债会导致美元迅速贬值（失控）的风险。
当然，也可以考虑选择美国股票指数基金。
从中期讲，中国的对策在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区域货币合作，促成多元国际货币格局的形成。
最近10年，在东亚地区事实上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流，泛亚洲国家的出口与中国的进口具有极高的同步相关性，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大量的原料和核心配件，利用国内充足的廉价劳力及基础设施降低贸易成本的优势，形成最终产品的出口。近年来，跨国公司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流程来组织全球的生产和销售的。所以，在中国的贸易结构中，中国对泛亚洲国家已形成了庞大的逆差，这也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性条件。
一国货币若要成为世界货币，必须首先成为本区域的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并在经济实力强大的基础上，最后成为全球的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至少在泛亚洲，中国正逐步取代美国，成为这个地区出口市场的最主要提供者，这为人民币在区域内大力推进货币互换、贸易计价结算、以及人民币金融服务功能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反过来讲，形成并逐步加强区域货币的力量，已成为未来改革美元霸权下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前提，至少会对美元滥发形成有效制约，改变现有“无政府规制的高度垄断性市场”，从而有可能形成 “国际本位货币竞争市场”的新格局。实际上，这就是对中国庞大的美元存量资产最好的保值增值。
从长期来讲，中国经济的出路就在于实现国内经济的平衡，努力阻止外汇储备的增加。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国内需求，从而减少贸易顺差，着力点在于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如果中国能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对国内各方面的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及居民与居民之间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我们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痛苦，实现软着陆，转危为机，变被动为主动，重新创造出中国经济的奇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