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
在不利的经济状况下，“去库存化”不仅成了非常热门的新词，而且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指标，是造成2008年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下滑的一大原因。
统计显示，由于钢铁、有色、地产等行业超过75%的上市公司不得不为高库存买单，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接近上市公司盈利的6%，单此一项就吞噬企业利润500多亿元。其中，中国石油对存货计提了86.08亿元跌价准备，宝钢和中国石化分别计提了48.7亿元和43.7亿元，就连房地产龙头万科也计提了12.3亿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企业之多，计提额度的金额之大，在我国上市公司历年来所披露的年报中都极为罕见。
现在，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是，有多少“去库存化”可以重来？
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是“去库存化”最不容置疑的理由，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一些本该引起企业深刻反思或有关方面高度重视的问题，却再也冠冕堂皇不过地被“去库存化”合理地稀释于无形之中。
其实，在金融危机中浮出水面的庞大库存，不管是原材料还是产成品，与其说是金融危机的产物，不如说是全球大宗商品交易过度杠杆化和金融经济极度泡沫化的结果。不争的事实是，不管是有意识地主动参与者，还是无意识的被动参与者，不相适应的不仅是“供不应求”下形成的思维定式和工作惯性同“供过于求”的市场之间的矛盾，更主要的还是力不从心的“去库存化”与身不由己的“杠杆化”之间的矛盾。
如果说，被套住了的套保交易或许还有解套或减亏的机会，例如去年在套保交易中各亏了六七十亿的中国两大航空公司，随着今年以来国际油价的上涨，公允价值或将随之而发生减亏数十亿的变动，那么，被似期货合同却又非期货合同提前锁定了全部风险的某些长期供货协议，则不啻令买方提前买下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单。宝钢与世界铁矿石巨头力拓去年签下了一次性分别涨价79.88%到96.5%的长期协议，谈判尘埃落定时，宝钢库存铁矿石的价格为每吨920元，而同期现货铁矿石价格为每吨1200元，宝钢似乎占尽了便宜。然而，下半年风云突变，铁矿石现货价格跌到每吨500至600元之间，而宝钢铁矿石价格仍锁定在850元至900元的高位。为了应对复杂的铁矿石谈判，宝钢铁矿石储备主动超过了正常通常储存2.5至3个月的消耗量，不得不承受高价铁矿石的“去库存化”之苦，被迫将去年四季度的库存由三季度末的521.4 亿元下降到356.45 亿元，大幅下降了31.65%。但是，由于2009年铁矿石谈判才刚开始，受铁矿石长期协议价和海运费长单COA的约束，今年3月和4月的铁矿石到岸价仍将居高不下。如何摆脱铁矿石原料库存和钢材成品库存两头挤压的困境，已成为宝钢当前无法回避的重大矛盾。在国内大宗商品交易不得不看国外大宗商品交易脸色的条件下，企业“去库存化”的有形之手如何抵挡“杠杆化”的无形之手，对于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两头在外的中小企业，更是天大的难题。
严格地说，“去泡沫化”才是“去库存化”的意义所在。如果把“去库存化”当成盈余管理的手段，简单地等同于盈利逆转，显然是一厢情愿的误导。这不仅有违“去泡沫化”的初衷，反而还有可能源源不断滋生一个接一个的新泡沫。
在正常的存货周期内，“去库存化”对内有利于企业消除存货积累泡沫，减轻或释放资金成本压力，对外则有利于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改善供给，释放需求，平衡价格。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去库存化”对企业即期利润的影响是显性的和绝对的，而对刺激未来需求实现盈利逆转的作用则是隐性的和相对的，并且不同的企业会有长短不一、起伏不定的反应过程。尽管从去年四季度的“业绩黑洞”到今年一季度的“环比暴涨”，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不无“去库存化”的贡献，但是， 1600多家上市公司今年一季报统计显示，与净利润环比480.35%的增长相对应的，则是营业收入环比13.04%的下降。这充分说明，把“去库存化”当作盈余管理手段，充其量只能暂时美化一下眼前的业绩报表，并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市场需求的回暖和企业经营环境的好转。事实上，在产业结构基本面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一些钢铁、有色金属等企业正在越来越身不由己地逼近“二次去库存化”，这将面临更大的业绩压力。
按下葫芦浮起瓢。“去库存化”的理性需求遭遇过剩产能的非理性抢跑，是发生在我国钢铁企业这一轮“去库存化”过程中的一种极不正常却又并非不合逻辑的怪现象，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还不能适应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弄得不好将有可能拖经济复苏的后腿。这充分说明，救经济不能简单地靠加大投入，更为迫切需要的是转变增长方式。“去库存化”不但是企业的事情，对于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也有非常现实的重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去库存化”没完成，企业的“去库存化”就不仅需要继续深化，而且有的还有可能需要推翻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