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今年一季度我国总体GDP增速6.1％，创17年来最低。在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地区，浙江同比增长只有3.4%，上海还要低，3.1％，几乎居全国末位。时至今日，全国各项经济指标仍不理想。东部沿海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寒流，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有经济体制内在痼疾所致，也有金融危机外部冲击的原因，更有政策失误的成分。金融危机是重要原因，但不是所有唯一和最终的原因。显然，经济结构及体制上的问题是造成目前经济困境真正的“阿喀琉斯脚踵”。

　　要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根本解决之策还在于结构性调整。这种经济转型需要多种思路、齐头并发，它不仅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包括地区结构的调整等。经济转型不仅是保证下阶段经济稳步增长的需要，也是保证我国保持外贸高速增长的需要，更是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需要。

　　时下常有一种说法，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转变为消费带动型的经济模式。只是这种转变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当前中国，特别是外贸依存度较高的上海、浙江等地，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增长仍然需要依赖出口增长来带动。然而，要保持出口强势，也必须依靠结构性调整。

　　“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等于一国的出口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收入增长率（ ）乘积，再除以进口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π）。或者更简单地，也等于出口增长率（x）与进口的收入需求弹性（π）之比，即g=x/π，这就是“Thirlwall定理”。按此理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低增长率是因为出口增长率低、进口需求弹性太大造成的，所以形成“低增长＋国际收支逆差”的格局。而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却是由于出口增长率太高、而非进口的收入弹性太小造成的，所以呈现经济高增长与双顺差相伴随的局面。

　　不同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不同，一般而言，低附加值产品收入需求弹性比较小，高附加值需求弹性较大。中国要继续保持出口优势，实现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必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这一点，日本非常值得向我们学习。1985年“广场协定”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但日本对外出口并没有因此大规模下降，反而继续扩大。日本成功之处在于，他们致力于能够不断培育新的产品竞争力，以保持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注重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使得其产品出口的收入弹性大大高于进口弹性，因此直到现在，日本仍然保持着经常账户的巨幅顺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也应适度发展新型重化工业，双管齐下鼓励产业间升级以保证我国的出口优势。

　　中国无形之中已经走上了日本式的“外贸立国”之路，保持外贸强势，必须不断做强制造业。外贸强，则中国强；外贸强，则中国经济不衰！

　　在提升产业结构的同时，我觉得我们仍不能放弃低端产品的出口优势。因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度剩余，大量的企业实际上根本没有升级的能力与可能性。超越当前的实际情况，过度奢谈产业升级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家从宏观层面上仍须保持（甚至保护）低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后，国家对外贸政策有较大调整。现在看来，这些政策以出口竞争力削弱和出口商品结构高级化停滞为代价，因此没有实现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目的。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传统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应取消部分出口关税，取消加工贸易限制性规定，分步骤调整和提升出口退税的政策力度。同时也应将加工贸易产品内外贸一体化提上议事日程。人民币汇率不应继续大幅度升值，而应保持基本稳定甚至贬值。

　　另外，在人民币已大幅度升值的背景下，我国还需积极扩大对海外的投资。扩大海外投资目的在于扩大本国的出口。这一点也需向日本学习。日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利用出口顺差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积极推进海外直接投资，通过转移边际产业，延续其比较优势并扩大海外市场。“综合商社”就是融贸易与投资为一体的跨国公司。从1981到1990年，日本对我国投资就达到2742亿美元。在投资行业的分布上，制造业与非制造业都保持了高速增长，且受海外并购的影响，非制造业增速特别明显，出口进一步扩大。

　　当前，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超过了20％，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民间资本也相对充足，可以说，这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一个较好时机。无论是国有大型企业，还是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应积极向海外并购。在这方面，国内已经涌现出不少先行者，如浙江美邦纺织的全球最大无缝内衣并购案，吉利汽车收购全球第二大独立自动变速器制造商的案例，以及浙江美联公司收购欧洲一线品牌案等等，正涌动起一股充满希望的趋势。

　　真心希望这种趋势能形成一股大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