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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西路军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我党我军一段非凡的、决不可忘却的历史，然而，长期以来，却成了研究“禁区”。这是一个很不正常、也很不应该的现象。冯亚光新作《西路军》三部曲《河西浴血》、《天山风云》、《生死档案》问世，表明这种局面终于出现了可喜的改观。《西路军》三部曲洋洋洒洒百余万字，是迄今为止在祖国内地出版的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红军西路军的作品，作者力图“拂去历史蒙上的尘埃，追思那永不泯灭的悲壮与屈辱”。
红军西路军的产生，处于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经过万里长征，先后到达西北陕甘宁地区，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师之后。那时，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剿共”方针，以及党内“左”倾的危害，土地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步入低潮，处境艰难，根据地和红军急剧缩小，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被迫转移至西北一隅。那里地瘠民贫，人口稀疏，物产匮乏，党和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总之，党和红军，此时此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和挑战。
为了改变不利局面，中国共产党适时转变了策略路线，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计划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国防政府，寻求战略靠背，打通与苏联的关系，接受苏援物资，准备出兵抗日。为了实行这一战略计划，决心首先发起宁夏战役，以夺取宁夏（今银川），从外蒙方向接受苏援物资。在此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奉中央和军委命令率部西渡黄河。后来，因国民党“围剿”大军的大举进攻和我军指挥方面的某些失误，宁夏战役被迫中止。1936年11月上旬，面对严重敌情，党中央制定了《作战新计划》，准备率领位于陕甘宁苏区的红军主力实行新的战略转移，同时命令已经过河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九军、三十军部队组成西路军，独立担负河西方向建立根据地、打通通往苏联道路的任务。红西路军进入永（昌）凉（州）地区后，准备继续西进，可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就地停留，建立根据地，以便牵制敌军，策应河东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计划，西路军不得不就地坚持。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党中央命令西路军策应配合河东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和军委命令西路军西进，1937年元旦前后，西路军进入高台、临泽地区，西路军领导人计划短期休整、补充部分粮食物资后继续西进，可是，因国共和谈中的曲折反复，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就地停留，并准备东进，作以策应配合。西路军不得不就地停留，最终丧失了打通苏联的机会，同时面临着十倍于己的以骑兵为主的敌军的围攻，直至兵败祁连山。
本书第三部《生死档案》以全部篇幅追踪失败后的西路军成员，透视被俘和被迫散落在河西的干部战士的遭遇。那些被俘人员，命运极为悲惨，但在血腥残杀和无休止地摧残面前，他们并未改变信仰，也没有放弃对革命成功的期盼。他们纯真、善良、美好的人性本质和纯洁灵魂在无穷的磨难中继续升华。
西路军的巨大而深刻的悲剧性，不仅表现在西路军这支红军中最为优秀、最为精锐的部队兵败祁连山，丧师于国内革命战争即将结束，民族解放战争即伟大的抗日战争行将开始的这一黎明前的黑暗的特殊时期，更表现在它以全军覆没为代价创建的巨大历史功绩，不仅曾经长期得不到承认，反而被错误地扣上了“右倾逃跑路线”的帽子，遭到肆意污辱和贬损。这是极大的不公正。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这种发展和进步，需要有一条健康的道路，那就是公平和正义的社会道德底线。而公正地对待历史，正是建立公正社会的庄严宣示。《西路军》三部曲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能让人看到从不公正到公正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者追踪这一题材的意义，又表明了人们总会有一种追求，追求历史发展的轨迹，而社会良心总会归位于社会发展。
在真实反映西路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作者极为关注历史人物的命运，特别是其中众多“小人物”的命运，以人物的命运作为一个特殊的平台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和剖析历史。这在《生死档案》、《天山风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里，人物就是活的历史，人物的坎坷命运就是历史复杂性的体现，而人物命运的最终归宿，既表现了历史的凝重，又给了后人以深深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