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已造成美国银行业数十亿美元亏损的信用卡危机目前正在向欧洲蔓延，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贷款机构正迎来一波愈演愈烈的消费者违约潮。不过，因为在这一轮救市浪潮中，各国政府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基本解决了金融体系流动性短缺的问题，再加上寻找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公共投入也在快马加鞭，至少近期资本市场的回暖和一部分经济指标的转好，使得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有所改善，大多数金融机构的损失拨备比例也在大幅上升，所以笔者估计，这或许并不会造成很严重的“第二波”危机。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这轮欧美信用卡危机暂时还不会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直接影响；而他们暴露的问题，对正在努力提高活力拓展高风险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而言，正是一次绝好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尤其对金融创新和金融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应予以足够重视，加以深度研究。
世人无法简单地责怪欧美银行没有管理好风险，因为他们已在信用卡业务起步阶段，已将可能的个别违约风险通过对其他持有信用卡的相对优质的客户索取较高的滞纳违约金来加以补偿，至于对付系统性风险——比如，像现在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不还钱的时候，这些金融机构也已在业务繁荣时通过信用卡资产的证券化手段分散了风险。但问题是，如果初期信用评级不到位，利率上调的空间被挤占，或信用卡发行速度和范围过猛过大，那么，无法偿还信用卡债务的规模就会超出想像，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就会因此断裂。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金融自由化的热浪打破了银行业的准入门槛，更多形式的中介机构应运而生，银行靠传统、而且日趋标准化的面向企业的信贷业务已无法保证持续稳定的收入。这就迫使银行业渐渐退出传统的信贷业务，把新的业务增长点转向了差异化很大的消费者顾客层。正是在那个进入消费者信贷业务的初期阶段，美国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储蓄信贷协会的住房信贷危机，这给当时热衷于这一新型业务的金融中介机构蒙上了重重阴影，日后的消费信贷市场的严重萎缩，又使得很多金融中介机构不得不陷入破产。那场危机让美国的金融中介机构、住房消费者和监管部门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由此获得了宝贵的开展消费者信贷业务的经验教训。
到了90年代，美国金融业发生了许多“质”的变化：首先，对消费者信贷业务风险的监管有了一定的经验，而金融行业为了恢复元气，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也需要在保证稳定收入的同时去进一步提高经营的效益。其二，科技进步带动了金融工程学科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原理的全新构筑和标准化的应用，大大增强了金融机构管理风险的能力。其三，美国经济的景气恢复，促使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再次主动去评估消费者的潜在收入和消费能力及其信用风险。根据评估后的结果，欧美银行业相继意识到需要修正原来过于“保守的”资产组合：即通过适当介入“高收益高风险”的消费者信贷业务，来优化以往 “低收益低风险”的企业信贷组合。
今天中国消费者信贷业务的成长，可能也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提升我们业务竞争力的一个必然选择。可问题是，我们的金融机构具有了管理这种高风险业务的意识和能力吗？我们的监管部门如何适应和有效培育好这种“金融创新”？笔者尤其想提出的是，中国银行业在未来不断开拓个人信用卡业务以应对传统信贷业务竞争的时候，以下四点是非常急迫的任务：
其一，迅速建立起高效准确的信用评级体系。目前正在建设和完善的全国范围内的跨行征信系统，主要侧重点在避免欺诈行为，信息系统内容较为单一。事实上，个人资信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靠抵押规避风险企业信贷模式，因为银行处理消费者资信这一多样化信息时，需要耗费较大的成本，不可避免地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因此，针对新型的个人信贷业务，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与欧美相抗衡的、全部银行可以共享的高效率运行的信息平台。
其二，改善目前陈旧的风险管理机制。目前实施的消费抵押信贷，抵押物往往就是标的物本身，其价值与经济周期有很强的相关性，而消费贷款的还款来源，即个人收入，同样与经济周期有同步关系，也就是说在个人由于收入下降而无法偿还贷款时，抵押物的价值也常常大幅缩水，如果没有其他比如资产证券化、融资结构的多元化等配套措施，消费者信贷业务的信用风险还是无法分散。更何况信用卡违约是没有相应明确的标的物可以作为事前抵押的。
其三，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目前我国除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放开外，对企业和个人的存贷利率都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由于利率的限制，金融体系也就很难有效发挥基于风险水平的价格发现功能，来确保事前甄别机制的健全运行。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银行成功开展个人信贷的关键在于保留高质量客户，而差别价格在这一点上起着重要作用。
其四，对高风险业务进行适度的“资产证券化”。选择合适的机会及时开展风险资产的证券化业务也是银行个人信贷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只要收益和风险相匹配，只要信息披露公平完全，那么，资产证券化的社会效用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当然，资产证券化的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应对高风险所需的高损失拨备率的必要性。
总之，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坦然面对大震后的种种“余震”，做好我们应该做的防范和开创新局面的工作，那么，危机过后所需要树立起来的自信心，就很容易能够达到，而这种自信心和踏实的努力，一定会帮助我们缩短和减少走出危机的时间和代价。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