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按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的看法：“中国人当然会努力使美国人的消费持续下去，但当美国的消费显然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就将启动自己的B计划。”所谓的“B计划”就是指在主要西方国家经济低迷、中国出口增速下滑的情况下，考虑刺激内需以取代外需的不足，现在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临界点上。转型是否成功将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速度。资本市场向来就具有风险厌恶情结，投资者在这一情况下，一种策略就是观望，等待情况的明朗，但是投资时机是很难把握的，等待可能会错过难得的机会。现阶段最佳的投资策略是握有一个价格合适的看涨期权。可转债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看涨期权。因此，投资可转债可能是投资者在调整市中的现实选择。

  最近，资本市场出现了调整的走势。银行类公司在权衡利弊之后，类似中行、工行等超级大型银行纷纷提出了发行可转债的方案，可见他们认为可转债是调整市中融资的现实选择。银行融资目的之一固然就是求发展，但是也有人认为银行集体融资是为了找件厚棉袄，抵御可能出现的“倒春寒”。市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2008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影响还未完全消退，二次探底的隐忧客观存在。

  可转债是具备了股票和债券双重属性的衍生品种，可以看成是附带看涨期权的固定收益产品。对于融资方而言，与其他类型的融资方式相比较，可转债要求发行公司承担更多的义务。不仅要求更合理的财务管理，而且要求公司在债券期满后，有义务赎回可能是全部的融资额。这就给融资方很大的压力，在经营中就会相对谨慎，进入转股期后，有时还不得不调低转股价以讨好投资者，促使其及时转股，缓解到期还款的压力，这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对于投资者而言，既能享受公司股票价值未来增长带来的收益潜力，又能获得每年稳定的票面利息收益、到期还本的保证，因此备受以债券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和众多普通投资者的广泛欢迎。可见在投、融资方博弈中，可转债是偏向投资方的，所以在股票供不应求（牛市）的情况下，融资方主观上并不愿意选择发行可转债，而只有在股票供求平衡（调整市）或者股票供过于求（熊市）的情况下，融资方才有动力承担部分投资风险。

  历史上的2003年和2004年，曾是转债发行的高峰期，分别有15只和13只转债发行，共募集资金394.53亿元。随后，2006年和2007年的大牛市中，鲜有转债发行，反而有多达29只的转债因为转股、被赎回的原因纷纷退市，转债市场规模不仅没有保持住，与2003年比有进一步下降。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2009年，火爆的股票行情触发可转债转股及被赎回，市场存量大幅下降，而投资者的热情依然高涨，大量资金追逐有限的可转债，导致供求失衡，可转债的价格严重偏离价值，转股溢价率超过30%，出现了持债还不如持股的现象。进入2010年股市开始调整，随着中行、工行宣布发行可转债，市场存量有望得到根本的提升，从不足100亿，在不久的将来有望超过1000亿，可以说是数量级上的提升。市场敏锐地做出了反应，可转债价格大幅回落，预计在中行、工行可转债上市后，可转债价格普遍将回到合理区间。

  在投资可转债中，需要注意策略和技巧。债券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比单个的投资者更能把握投资策略和时机。债券基金在配置可转债的过程中会从这样几个方面考虑：首先，从产品的风险-收益分布图上可以看到，可转债是排在股票之后、在债券之前，债券基金认为可转债是具有相对较高风险的资产，配置上会更为谨慎，比例控制更严；其次，由于可转债具有一定的股票属性，债券基金会考虑其变化的周期性，阶段性增加或减少配置，并作为一般债券的互补品，即增加转债时往往伴随着一般债券的减少、反之亦然；再次，债券基金关注各个转债的设计条款的不同，选择有利时机进退，如转债进入转股期、转股价修正以及触发赎回条款等。在某些情况下，基金往往利用机构投资者的优势地位充分地与发行人沟通，以便更为深入地了解发行人的经营情况和利益取向，以规避风险，为基金投资人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