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山

  在美国参议院上周艰难通过最终版本的金融监管法案之后，全称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监管改革方案最终尘埃落定。这也是奥巴马政府在3月推动医改法案顺利通过之后，民主党政府的又一政治胜利。与上次不同的是，在这一次参议院投票中，有三名共和党议员背离了自己的阵营，投下赞成票，使最终票数结果演变为60：39。这显示出，多数美国人对以往华尔街过度自由的厌恶感，甚至跨越了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所愈裂愈宽的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政治鸿沟。

  虽然共和党阵营仍然对这一方案抱极强的敌视态度，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谢尔比就称，这部法案是“一部2300页的立法怪物，它创造了大量不可靠的官僚机构，我认为会破坏美国经济的竞争力，非常不幸，这部法案没有让我们的系统更安全”。然而，金融危机产生和蔓延的沉痛教训却告诉我们，一个缺乏监管而过度崇尚自由的市场，将会演变成怎样的可怕模样。

  很多经济学者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他们认为，自由市场本身会自我调节过度偏离价值中枢的市场行为，从而使市场最终回归于应有的平衡状态，政府干预可能由于信息时滞和信息收集不完全等因素导致政策错误的制定和执行，进而使市场本身的平衡能力遭到破坏，这最终将使政府干预所造成的成本上升幅度，远大于自由市场环境下自我调节时所需要的成本消耗。

  这种观点在20世纪下半叶广为盛行。伴随而来的，是美国政府在金融市场监管上的逐步放松，一大批新的金融投资工具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美国金融市场由此进入了一个长时段的繁荣期，华尔街的投行们在这种环境下迅速成长。尽管金融市场期间曾出现过数次大幅动荡，但由于没有遭遇到类似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银行破产倒闭风波，因此，金融监管方面的改革，更多是向减少市场干预、弱化监管职能的方向行进，包括分业经营在内的诸多监管法案遂被束之高阁。

  然而，衍生金融工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繁荣，却为自由市场理论埋下了覆灭的种子。由于通过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能化解金融机构账面上显现的风险，加上安然事件中所显现出来的表外资产在掩盖企业本身实际风险中的作用，大批金融机构开始运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将表内资产转移至表外，从而大幅度提高了整个市场面临的潜在金融风险。事实上，衍生金融工具所能转移的，仅仅是工具使用者报表上的名义风险，只有当对手方不违约或者轻度违约时，这种工具才能起到其设计时拟发挥的作用，而当对手方因无力支付而重度违约时，这种风险依然会成为使用者自身的实际风险。当衍生金融工具被市场运用到极致之时，一个小规模的违约事件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泡沫集中破灭，这正是看似并不重要的次贷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的关键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自由市场理论的不完善之处，在于它仅仅考量了正常市场环境下的交易者行为偏离与回归所需要的成本，在市场本身被某种潜在因素影响而使其交易者行为远远偏离其本身应有的平衡价值中枢时，一旦因市场本身无法承受而出现价值回归，这种回归成本将变得非常巨大，而其破坏力也是极为惊人的。在这种异常环境之中，自由市场理论所带来的损失，将会极大地超过有政府监管时为市场所带来的成本增加。因此，为了避免今后再有类似情况的发生，政府监管和提前干预是必要的。可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美国政府的金融改革尽管在遭遇到党派争执和华尔街的游说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干扰下，仍然最终获得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

  加强金融监管，并不意味着切断市场的创新之源，相反，它是使市场创新能够遵循应有的轨道，而不出现大幅度偏离的必要保证。在这种环境下的创新，才能最终为整个市场带来福利。当然，加强金融监管必须要防止的另一个倾向是，过度注重风险因素而对任何创新行为都噤若寒蝉，这也将会极大地伤害市场的发展。自由和监管，必然是任何一方都不可忽视的，也不可过度放任，只有寻求到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才能使市场的自我发展走上健康之路。

  在美国这一次的金融监管法案之中，世人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对过去监管疏漏的反思和改进。在新法案中，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视，对于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对于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规范性和透明性要求，以及对于政府及时介入那些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管理的安排，都为防范未来类似的金融海啸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当然，在金融监管法案通过之后，具体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仍然会有着相当复杂而漫长的博弈过程，但这种努力始终是迈向正确方向所必不可少的重要一步。

  （作者系东航金融注册金融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