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应该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转折点的标志，而这意味着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将涉及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满足了许多原来的需求，也制造了更多新欲望，谁都别不切实际地期望在调整中只受益而不付出。为了应对由此带来的某些新挑战、新问题，把调整中要付出的代价说清楚，是非常必要的。

  梅新育

  中国第二季度GDP确认超越日本后，国内舆论占压倒多数的声音是“降温”。在这个时候，保持高度冷静和警觉是正确的，但我们更应以大部分精力去冷静思考如何充分利用GDP世界第二的成就所创造的有利条件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如何应对这一成就所不可避免会带来的某些新挑战、新问题。我们不要被别人制造的话题牵住鼻子，而要争取在国际论战中掌握制造话题的主动权。国际竞争中“伐谋”的需要不等于我们就该否认自身的成就，我们对前途的信心也并不意味着就会忽视面临的问题，对困难障碍的战略藐视与战术重视，应当、也完全可以统一的，热烈的心与冷静的头脑并不矛盾。

  面对已位居世界前列并仍在日益增长的国家经济规模，面对东部大中城市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一些方面已不让发达国家的现实，我们需要注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人均GDP和收入水平仍将需要继续赶超发达国家，而这种赶超越来越需要建立在自主创新以及先进制造业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超越此前二三十年行之有效但正越来越难于为继的模式，至少是超越这一模式的某些方面。从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到依靠形形色色优惠政策开路以至于“不给资金给政策”司空见惯，到高度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这些以前的成功经验，今天都需要重新经历我们自己的严峻审视。否则，我们的命运或许就不是成功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赶超”，而是“被赶超”，即被西方霸权刻意扶植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赶超。回顾历史，“赶超”者“赶超”不成反而“被赶超”的悲剧屡见不鲜。因此，赶超大业，中国依然任重道远。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确立赶超欧美、富国强兵的目标，虽然历经周折，但到1968年明治维新100周年之际，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越了当时的联邦德国，跃居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之位；1980年，日本政府《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满怀豪情昭告世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把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已经达到，追赶型现代化时代业已结束。”但1991年5月，日本开始滑入“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经济衰退泥潭，程度之深、历时之久，均创战后之最，迄今未见根本起色。日本奇迹黯然失色背后的人口老龄化、战术能力高强而战略决策能力低下、既得利益群体掣肘、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处心积虑压制等教训，无一不值得我们深入观察，细心体味。

  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发展有赖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社会稳定又越来越有赖于公正的收入分配。中国改革始于一个收入和财富分配高度平均而且平等意识深入大众头脑的社会，始于执政党和政府的廉洁与高效，中国改革得以成功离不开这些基础条件，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又在损害这些基础。在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已成为对我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时，重新审视以“打破大锅饭”为开端的改革，适度纠偏，势在必行。

  随着中国GDP和人均GDP水平的大幅度跃升，我们的追求需要适度调整。一个发达的大国人均GDP应当位居世界前列，但不可能也不应当追求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第二。就整个社会而言，在具备了一定物质基础之后，需要适度超越对GDP/GNP的狂热追求，而对环境、家庭、社会等给予更多关注。从一国国民真实所得而言，GNP显然是比GDP更为恰当的衡量指标，因为前者从GDP中剔除了国外要素支付，增加了国外要素收入；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他们虽然构成了中国的GDP，却不属于中国的GNP。而即使是一味追求GNP也受人诟病，何况一味追求GDP？

  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应该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转折点的标志，而这意味着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将涉及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在这场调整中有所得也会有所失，对此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高收入阶层固然不应指望永久维持对绝大多数同胞惊人的收入倍数，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也不要不切实际地期望在调整中只受益而不付出。

  提升产业结构，本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关键又在于人才；但偏颇的“提升产业结构”和“招揽高层次人才”之举又会走向反面，甚至违反基本的平等、正义精神。某市刚通过的《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规定在户籍、薪酬、税收、社保等方面给予高层次人才优惠，同时，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减少低端劳动力需求。且不说这种指导思想是否有践踏平等权利之嫌，假如没有环卫、餐饮、理发、快递、超市、家政钟点工之类“低端劳动力”，那些“高层次人才”们如何生活？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让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内容之一。在此过程中，“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旗号将越发鲜明；但倘若过度主张保护消费者权益，完全有可能陷入误区，甚至与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目标相冲突，典型案例如油价。坊间关于燃油价格的抱怨可谓多矣，只是我们需要严肃认真思考，作为一个在世界名列前茅的能源进口大国，我们果真有本钱、有权利抱怨燃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吗？倘若大面积实施燃油补贴制度，对整个国家能算是好事么？因为这一制度激励居民浪费能源，燃油补贴日益成为政府财政的沉重包袱，成品油进口国还要为此在贸易收支上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增加了陷入货币金融危机的风险。

  经济增长的成果固然满足了许多原来的需求，同时也制造了更多新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把调整中要付出的代价说清楚，笔者以为，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