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每当谈论经济增长时，人们往往喜欢讨论“经济增长点”这样的主题，尽管从没有人刻意说明这里的“经济增长”究竟是指“量”的增长还是“值”的增长，但从一般惯例和讨论的重点来看，应该是指“量”的增长。然而实践却告诉我们：表现经济好坏的最终指标不是“量”，而是“值”，否则就没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体量持续三十年两位数增长而股市却是“牛短熊长”。实际上，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一把重要“尺子”，A股市场虽然还有很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但基本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轨迹，这已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可，而股市反映的恰恰是经济的“值”。

  那么，在经历了金融危机洗礼并在全球率先走出低谷的中国经济，下一个价值增长点又该落脚何处呢？

  从目前工商企业及相关制造业的现状看，要实现更高水平的价值增长难度不小，首先是新技术的瓶颈问题。所谓“值”，主要与效率、风险两个变量直接相关。价值永远是前者的正函数，后者的反函数。要想提高效率，生产技术的创新无疑是首要的，以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现状，要实现这一目标涉及问题太多，难度相当大，因此短时间内提高效率，恐怕只能从“挖掘潜力”着手。除此之外，降低风险也不容易，从外部大环境看，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对国内企业影响不小。而要想在对冲这些不确定性的同时又不至于将企业变成固定收益证券，产业结构调整必不可少，而这将涉及产权制度、劳动力分配等多方面因素，亦非一时之功。

  而农业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无论是“提高效率”还是“抵御风险”，短期内都大有文章可做。近十年来，由于城镇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农民意识的不断更新，进城务工人员数量成倍增长，而原有的农村“优质劳动力”严重不足，不仅影响了农业产出总量，更影响了单位面积的产出效率。但另一方面，很多依托农产品的城镇企业需要大量的优质农产品作为支撑，农村问题不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也很难解决。

  最近，在黑龙江农村的调研中，有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某食品加工企业看中某县农村生产的优质大白菜，有意在该县投资建厂，但该县所产优质大白菜质地差异较大，且产量无法满足企业产能要求，项目因此被搁置了好长时间。经过调研发现，质地差异是耕作技术非标准化造成的，而产量上不去则是典型的优质劳动力缺乏造成的产出效率下降所致。针对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找出一个“一箭双雕”的解决方案的。

  首先是建立优质白菜生产基地，让农民以手中的土地承包权为资产入股企业，其次，将技术先进的农民招募为农业产业工人，这样一来，以农地承包权证券化为纽带的农业产业化，在解决提高农业产出效率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带动城镇企业的发展，至少在逻辑上，这一结论是成立的。

  当然，农地使用权法制化，是这个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现有的农地承包权不包含转租的权利，因此给土地权利证券化带来不小困难。但国家在这方面有过成功的试点经验，比如浙江、江苏一带的土地入股模式，也就是说，在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地位没有明晰之前，此类问题是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来“规避”的。

  说到产业化，不单有提高农业产出效率的作用，更有帮助农业企业抵御风险的价值。农业原本就是风险极大的产业，除了自然灾害不可规避之外，价格波动往往也是面临的巨大问题之一。以农产品为龙头、农产品加工为产业链的农业产业化，对于对冲价格风险，大有益处。记得几年前，媒体报道过北京农民开展自营产业提高收益的消息，引起我的兴趣。以我从金融学角度的解读，这位农民用农家旅游来对冲水果种植的市场价格风险，又用面包虫烹饪对冲农家旅游市场风险。要是多数农业企业也能这样对冲风险，情况会怎么样呢？

  上面说的这些还都只是可交易的价值提升，实际上，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影响其价值的效率是多方面的，即使无法通过市场交易体现出的价值提升，同样对经济整体价值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在此次农村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村社会资源浪费也很突出。比如，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务工，实际在农村接受教育的孩子并不多，以至于出现了学校有7名教师，却只有3个学生的怪事。此外，农业社会保障（尤其是老年农民的社会保障）同样面临分散、低效的问题。因此，乡镇一级的“城镇一体化”呼声，比我们想象得要高。从提高效率的角度看，城乡一体化可以将分散的农民相对集中安置，既解决了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也能使农村社会保障集中、高效，这种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难道不是整个社会经济体效率提高的必要组成部分吗？

  可见，农业整体价值的提升首先是有条件、有空间，这些可操作的价值提升领域所需要的要素我们不但具有，而且相对于工业产业更容易做到。一旦农业价值能够得以提升，其对整个经济体价值的效用绝不比其他产业小，甚至有可能更大。如此，大力推进“三农”改革，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价值增长点。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