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仍将是我们长久的竞争优势所在，但战略重点已非加工贸易、轻工业的低端制造，而是占领战略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航空航天业的高端。因此，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大、资金技术密集的先导产业不仅将决定中国工业拓展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也将对启动新一轮增长、还对改变世界失衡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张茉楠

  回首2010，如果我们不梳理清在资产泡沫、流动性泛滥、不为调控所动的高房价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这些矛盾是货币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折射出中国宏观经济怎样的深层次矛盾等问题，那么面对诸多“两难”，就很可能“盲人摸象”，难以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不错，货币投放过多是当前不争的事实，但过剩的货币为何没有进入实业循环而流入资产领域？这就不仅仅与货币有关，而与实业产业衰退导致的空心化相关。

  泡沫经济往往与实业空心化如影随形。日本“二十年增长型衰退”、亚洲金融危机，乃至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南欧五国”等一系列危机的形成，其背后都有经济泡沫化和经济空心化的踪影。“广场协定”之后，在西方贸易壁垒和汇率升值的严厉压制下，日本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无论是内销还是出口，制造业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严重侵蚀了企业利润，落入了所谓的“三明治陷阱（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两头受挤压）”。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在发展过程中忽略了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风险，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日本土地资产总额达2389万亿日元，比1985年末增大1.4倍，所增大的1385万亿日元相当于当时GDP的三倍。资本在高利润驱使下，大举投资日本股市和楼市，急速吹大房地产经济泡沫直至导致经济失控。

  而至今仍在持续发酵的美国金融危机，正是美国经济长期空心化所埋下的恶果。当前美国的生产结构是，以金融及相关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远大于一、二产业；而在价值结构上，金融资产不断膨胀，金融衍生产品是GDP的7倍，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例由20世纪50年代的11.4%上升到2007年的20.66%。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从1990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11.6%。而今，无论美国如何进行货币刺激政策，实体经济仍是一蹶不振。

  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前也面临着经济泡沫化和实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和巨大挑战。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从目前看来，这三大红利的衰减并未马上反映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上，却反映在近年来中国产业资本逐步流向资产领域和虚拟经济的现实上。

  尽管中国制造业占GDP的48%，几乎占总体经济规模的半壁江山，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瓶颈，一方面出现了大量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又出现产业空心化迹象。近年来温州热钱、温州炒房团响彻全国走向世界的背后，折射的正是温州正在遭遇产业空心化的现实。

  温州私营企业都是从实业起家的，市场意识全国数一数二。然而近年来，技术创新的瓶颈和产业升级压力使得大量温州实业企业纷纷外迁，经济空心化的趋势日益严重。温州乃至浙江的投资不足问题非常突出。近十年来，浙江投资率增速一直低于8.6%的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全国达57%，浙江为44.0%。2009年全国为65%，而浙江是47%。同期，温州投资率始终徘徊在31%至37%之间，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3.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0.6个百分点，均居于末位。

  温州仅仅是个缩影，近年来，由于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制造业行业利润率越来越薄，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企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据8月末的一项调查，在中国营业收入最高的500家民营企业中，有221家企业有意在未来三年投资于房地产行业，比例达44%。无独有偶，9月4日，2010中国企业500强出炉，共有36家以工程建筑业、房地产业为主业的企业入围，在国资委圈定地产主业16家央企中有11家进入500强。

  另有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房地产投资额为3650亿美元，中国的数额为1562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幅超过一倍，约占全球的四成。今年前10个月全国房地产投资累计达到45621.96亿元，占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4.4%。在增量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增量占比31.85%，贡献超过三成。

  中国经济的确到了转型的紧急关头，我们不缺资本，缺的是企业家精神，更缺创新精神。实体强大才能抵御危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无论如何都要以“实业立国”为根本，金融、投资应建立在强大实业基础之上，未来中国突破技术创新瓶颈、延伸产业链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实体经济的再造，才可能有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2011年是中国新“五年计划”的开端，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岔路口。国家以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和区域规划为两大主线，也试图找到夯实实体经济的新的立足点。未来“中国制造”仍将是中国长久的竞争优势所在，但“中国制造”的战略重点已非过去的加工贸易、轻工业的低端制造，而是占领战略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航空航天等全球战略产业的高端。因此，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大、资金技术密集的先导产业不仅决定了中国工业拓展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也必将对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对改变世界失衡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