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尽管核危机仍在继续发展，不少国家国民还在恐慌性抢购碘片、辐射计、盐、海带等，日本食品也笼罩在核阴影之下，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危机终将过去，日本政府及其贸易伙伴已需要将灾后重建纳入考虑范围了。通胀压力、恶劣的财政状况、核危机最终发展程度……所有这一切都给日本重建前景投下了浓厚的不确定阴影，但日本终究是家底丰厚的发达国家，而任何工作都是要由人来干的，因此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在于政治和社会。从救灾到灾后重建，这场地震是对日本社会动员能力构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倘若已萎靡不振多年的日本政府和社会能再次振作，重新获得曾经有过的强大凝聚力和行动能力，那么日本此次灾害经历虽然惨痛，放到更长历史背景上看却将不啻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问题是日本政府和社会能否经受住这场考验，重新振作，尚难以预料，此次救灾中的一些现象更让人难以乐观。

  日本曾经建成了一个拥有强大凝聚力和动员能力的社会，但是，经过泡沫经济破灭和随之而来的长期经济萧条，从基层到高层，日本社会已出现了广泛、严重的衰败现象。在上层，日本社会衰败表现为其政治精英群体缺乏凝聚力和担当魄力，而最高领导层变动频繁，穷于应付政争，无暇顾及国家长远大计；在基层，日本社会衰败表现为人口老龄化和传统的男性气概、纪律和奉献精神衰退，“草食男”、“伪娘”之类流行。在这场震灾中，上述衰败及其后果暴露得相当充分，曾经以社会凝聚力坚固、政府动员和行动能力强大、基层国民满怀奉献热情和牺牲勇气而闻名的日本表现远远不如人们此前的预期，日本国民在多年防震救灾教育下形成的较好秩序并不能掩盖这种衰败。

  日本最高领导层频繁易人、首相任期大幅度缩短的趋势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见端倪。在1987年11月至2010年6月不足23年的时间里，日本更换了21任、16名首相，平均每人任职时间仅约一年半，任职最短的宇野宗佑和羽田孜都只有两个月左右。现任首相菅直人去年6月才就任，至今不过九个月，已经不止一次难以为继，若非此次大地震暂时中止了朝野的政争，内阁很有可能也已更迭。日本国民一次又一次希望能得到一个稳定的政府，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在这种局面下，全世界都对日本首相频频易人习以为常，以至于巴西前总统卢拉戏言总是记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而没有稳定的领导核心，任何国家都绝无可能开辟新路。

  不错，日本是个成熟的发达国家，有一套独立于政务官任免而运行的公务员体系，尽管高层变动频繁，只要不遭遇重大危机冲击，这个公务员体系仍能保证日本社会日常生活运转；加之前人给现在的日本留下了丰厚遗产，日本人仍能维持比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国民更高的生活水平。但这种状态坐吃山空可矣，为国家开辟新天地则无能为力，一旦遭遇重大危机冲击更是原形毕露；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上，人们不能指望不遭遇危机，只能寄希望于拥有应对危机、乃至预见危机的能力。在这场大灾中，日本政府领导力在国内外备受质疑。

  修理水管尚且需要专门技术，要说实行西式公务员体制就可以摆脱政局和高层领导变动的影响而保证国家正常运行，那事实上这种功能就动摇了西式民主政治的根基，因为这表明选举产生的政治领袖在治国中是不必要的，非选举产生的官僚体系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最高领导层频繁易人，结果必然是实际权力转入不受选举政治左右、任职稳定的官僚体系，所谓“选举权”遭到架空。

  更糟糕的是，日本政治之所以陷入这种低效状态，有着深刻的政体、社会和国际根源，因此分外难以摆脱。何况更有无处不在的美国外部干预因素，须知至今日本本质上仍是一个美军占领下的战败国……日本能摆脱这种种羁绊而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层吗？

  在基层，人口老龄化和男性气概衰退，“草食男”之类流行，更是对日本社会生命力负面影响长久的噩耗。二战以来，世界各国人们熟悉的日本员工形象是“以社为家”的“公司战士”，但近十年来我们正在逐渐习惯于听到日本公司员工劳动纪律松弛的消息。在这次救灾中，自卫队以辐射过高为由拒绝执行首相命令驾驶直升机向过热的反应堆注水，更令世人为之震惊。须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队是一个国家遭遇大难之时最后的倚靠，军人的终极职责，就是牺牲自我换取民族生存。自卫队的纪律和奉献、牺牲精神居然没落到了如此地步，一般的日本人又会如何？

  这场大地震、大海啸的最终影响如何，取决于日本社会能否借此契机摆脱衰败状态，提高政治稳定性，在全社会恢复奋发向上的精神。面对考验，日本政府和社会将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全世界都在看着。而根据日本救灾迄今的表现，我们很有必要对日本震灾冲击的影响及其持续时间给予更充分的估计。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