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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数据表明，针对劳动力的自然禀赋，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策略重点，而纺织品、机电产品和能源矿产品等在进、出口中的比重变化，则反映出中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劳动双密集的转变。与之相对，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导向上，则采取了前期重点配置纺织行业，转到后期的装备制造业（背后需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

  上述资源配置的路径，反映到居民消费方面，则造成居民在食和居方面受通胀影响最大的局面。

  以2000年12月份的物价指数为基数，2001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整体通胀物价水平增加了25.5%（以CPI来衡量），其中食品类上涨了73.2%，居住类上涨了36.34%，衣着类下跌了12.22%，交通和通讯类下跌10.97%。

  同期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食品类支出的比重由2001年的37.94%降至2010年的34.99%；交通和通讯类比重由8.61%升至15.52%；而衣着类和居住类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0%左右。

  这两组数据反映出，十余年来中国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行的问题解决得最好，该类支出增加，而价格水平下降；其次是衣的问题，支出比重变化不大，价格水平下降；而行和衣两个方面福利的改善，和近年来中国汽车行业、铁路、公路建设以及纺织业出口的高增长大致能够对接上；相应居民在食和居两个方面则相对恶化，又与近年来高房价和食品价格几次快速上涨相呼应。

  居民抗通胀能力被多重因素弱化。伴随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居民收入增长却显得相对乏力。1996年之前，与劳动生产率年增速相比，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增速交替领先，并且基本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1996年后局面发生逆转，当时中国为应对亚洲经济危机首次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财政收入增速不仅超过居民收入增速，而且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相应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1996年财政收入增速、居民收入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分别为11.6%、12.3%和8.6%，到2010年三者增速分别为15%，6.6%、8.9%，期间差距的高点出现在2007年，当年三者增速分别为24%，7.6%和13.3%。

  这组数据显示，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改善，居民本应得的福利明显被侵占了。

  几组数据综合起来，一个清晰的结论是：近年来通胀压力的剧增，实源于居民在住和食两个方面福利的恶化，而此局面的形成主要由于两个方面：

  一是，伴随中国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必定造成工业和城市用地对农业用地的侵占，而这一侵占自然会反映到住和行两个方面供需关系上的持续紧张，而且带来能源矿产品需求的增加。

  二是自1998年始，即积极财政政策的首次实施，直至2003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相应银行改制进入实质阶段，此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造成政府干预经济的着力点由财政转为金融，随后3%的银行利差近乎成为铁律，居民在储蓄方面又受到负利率的侵蚀。

  因此，从“衣食住行”四个维度，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侧重点，而这一侧重则源于既定的经济发展策略。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点向内需转变、民生向社会核心的转变之下，政府作为资源最强的控制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应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上作出相应调整，而此点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经济数据和经济模型来描述，仅简单的“衣食住行”四个字就足够了。

  （作者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