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虽然时间已过去了近三年，但美国金融危机给世人的教训恐怕再过若干个三年也不会淡去。这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面危机让世人领教了来自房地产业和金融衍生品两方面的“破坏性威力”。为此这三年来世人一直在思考：如何防止类似危机再度发生？中国也有很多人在研究，但因为至今我们尚无真正意义上的衍生品市场，所以绝大多数国人相信类似危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概率极小，于是谈论起类似于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总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难道没有像样的衍生品市场，我们就真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媒体近日一则关于居民储蓄大量“搬家”的深度报道，让我对上述问题越发担心起来。据报道，光今年4月，中国内地居民储蓄存款就下降了4000多亿！而据业内人士分析，大多数转移出去的储蓄资金并未如某些人预期的那样流入股市，而是追逐相对稳定且利率较高的信托理财产品。究竟是什么样的理财产品能在CPI高企的今天提供投资者更高水平的回报呢？答案是：以房地产为依托的理财品。

  最常见的这类理财产品是“保障房性质”的信托产品，仅今年前四个月，这类产品的销售额就高达近40亿元，而以棚户区改造为依托的此类产品也在快速增长。这类产品最大特点就是高回报率，平均在10%上下。我们不禁要问，发起人靠什么支付呢？

  既然是以保障房、棚户区改造为依托，收益当然来自这些项目的开发与运作，但问题是这其中的风险有多大？按常理，这些项目都是政府部门为了解决多数买不起住房的人而开发的投资建设，低廉的价格使得这些住房的销售收益不成问题，因而风险不大。可根据收益与风险的匹配性原则，既然风险不大，又缘何提供如此高的回报呢？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保障性住房项目多少带有一定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为了完成年初制定的建设计划，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集中建设的情况，而这必引起流动性的短暂缺失。为了尽快募集到这笔资金，筹资方宁愿付出高一些的代价也属正常。

  不过，这种合理解释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商业银行就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现在的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惜贷”，原因在于风险得不到合理补偿。如今，这些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保障房项目如果真的风险很低，这不恰恰是商业银行愿意看到的吗？商业银行们理该争相贷款才是，怎么会有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呢？我不否认这其中有利率僵化的原因，存款人得不到足额回报就不愿意参与到这根链条上来，于是出现储蓄外逃现象。但从时间顺序上看，这应该不是原因，因为储蓄外逃是最近的事，而保障房理财产品的推出要早许多。

  如此看来，唯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即便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这些保障房项目，依然存在很大风险：一是偿债能力，二是整个房地产业的价格体系。从房地产业的风险角度讲，现在当然还看不出所谓的“崩盘”迹象，但不要忘记，无论是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还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前都没有明显的房地产业崩溃迹象，因此，我们无法因为没有迹象而证明恶劣结果就不会出现。而一旦整个房地产业出现暴跌，就算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保障房也无法幸免，就好比我以前常说的，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别指望头等舱可以浮在水面之上。从偿债能力上讲，无论是经适房还是廉租房，最后债务人其实都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偿债保证就是税收和财政拨款。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地方政府偿债信用，但当偿债保证出了问题时，偿债风险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以保障房为依托的理财产品并非没有风险，而是存在与其支付给投资者收益水平相匹配的风险等级。

  如果这些保障房性质的理财产品的风险还不能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那居民存款转移去向我们就不能不小觑了，这就是所谓的“委托贷款”。据央行提供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委托贷款增幅为3204亿元，而受资方多为房地产企业，这显然是国家调控房价政策出台后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创新”。委托贷款更接近于次级贷款，因为它使得很多不具备借款资质的人（按房地产新政后的标准）也能通过此种途径筹资。这类委托贷款对商业银行来讲没有多少风险（银行只做中间人），但对投资者来说风险显然是巨大的，因为他们现在正在承担着整个房地产业的风险。

  与美国情况不同的是，我们暂时没有以上述理财产品为基础的衍生品，因而风险杠杆效应似乎不会形成。但不该忘记的是，次贷危机最主要的根源是次贷本身出了问题，衍生品只是放大剂。如果以房地产为依托的理财品本身就足够大，即使没有放大剂，信用链条照样会出大问题。更重要的是，与当初美国次贷市场相同，我们的金融市场也提供不出任何可以对冲房地产风险的手段。因而，既找不到以房地产为依托的次级贷款的合理价格，也无法控制由基础类产品带来的派生风险，这才是当初美国次贷危机在技术层面上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