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哲人三个永恒问题

  ——市场的青铜法则系列之廿七

  本系列经久讨论“青铜法则”，是因为这是市场博弈所必须遵循的。无论在个人家庭、企业组织、公共政策，乃至国与国的层面上，市场博弈行为都能引起人们经久不衰的兴趣。

  对眼下的中国人而言，生计多在市场里争得，而价值追求也是通过市场获得的。这与三十多年前迥然不同，其间的差别比起三十年前后的深圳更有过之。不论是年纪三十岁不到，还是开放前就已成年的，都得到市场去遛遛，证明“是驴是马”。结果却常常出乎自身预期，也出乎他人意表。这都反复说明，市场即使有其规律，也绝不轻易就能为人所驾驭。市场行为原本就是博弈，不理性或者太理性，同样难以胜出。那些自诩把握了和兜售着“市场规律”的先生们往往错得离谱，下不来台是司空见惯的，先被淘汰的也不鲜见。

  有位哲人曾大发感叹，“人生是一系列棘手而敏感的博弈”, 针对的就是市场中的人生。

  经济行为人是理性的，这个假设是主流学说几乎所有理论模型的前提，也成为诠释现实世界经济现象的大困扰。人不受拘束追求自利就能使市场运作有效而达到最佳效益？市场能把运作其间的人变得更加理性？理性的人和理性的市场又是怎样互动而相得益彰的？教科书里对这些的推导逻辑分明，然而一到个人或组织的决定或政府国家的公共政策的抉择时，产生的纷争恐怕比形成的共识还要多。在经济学大师（甚至诺贝尔奖得主）之间，常常在一些“基础问题”上（比如税收的经济后果）有着南辕北辙的判断，对“基本史实”（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成因和恢复）的描述上也是大相径庭。让人不得不质疑，个人和组织越是理性就越能自由，越是追求自利就越能产生效益的推论。

  从观察和反思出发，而不囿于学理，这些困扰其实并不费解。我们的前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涂炭，笔者这辈亲历过文革浩劫，年青一代又尝到了金融海啸的苦头，难道还不足以让人避免轻信盲从？有些人设想，如果把人都改造成雷锋，世界就能变得完美；又有人设想，如果大家都修炼成特蕾莎修女，世界就能变得和谐；而经济学家设想，如果大家都能纯然理性和十足自主，市场就不会有问题。然而更“硬”的道理是，作为数百万年漫长进化的结果，人类无法在短期内改造和被改造成理想境界的理性人。

  笔者对这类问题怀有兴趣。以长年的观察体验，笔者确信，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市场的博弈过程才能推进，同时相信，“个人到达幸福”和“社会臻于和谐”依存于目标的设定，远远不止简单的经济效率问题。从目标选择到目标完成，乃是基于人类社会文化和信仰的追求。这需要同时顾及怎样确立目标，如何衡量目标是否达成、完成到什么程度，以及实施的具体步骤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评价。即需要回答三类问题：目标的正当性（propriety），目标的效果性 (effectiveness, 即正当的目标能否达成)，以及达成目标的效率 （efficiency）。

  那么，怎样的个人是合度的？怎样的社会算是公义的？人类在设定值得孜孜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时，既无法靠效率理性的计较来推导，也无法为效率理性所取代。哲学家业已证实， “应当怎样”是不能由“是什么”来推导的。通俗地讲，“快”、“多”、“省”并不保证就能得到“好”的结果。怎样的目标值得人们费心费力去追求，就好比旅行的目的地（正当性），选定了目的地才谈得上达到的方向和方法（效果性），才能盘算完成效果的成本效率。

  在目标设定方面，经济管理等行为科学的真正大师赫伯特·西蒙有他启示性的感悟：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在满足存活的要求后，“就追求两类重大的体验。第一类最深刻的需求，是运用其技能去响应挑战，这可以是击出一记好球，或是漂亮地完成一项任务；第二类最深刻的需求则是，寻求和一些同类建立有意义的和谐关系：爱及被爱、尊重及受尊重、分享经验、为共同目的而工作。” 好莱坞有一位大导演的比喻也很生动。他说，为了制作有真正创意的动画片，他才选择“坐火箭”，而赚钱是给火箭备足燃料而已。

  对这类“永恒的问题”的探索将没有穷尽，除了提醒人类理性有其固有的限度之外，笔者觉得重复下面的三个问题，有助于思考如何在市场里博弈而得到幸福。这三个“永恒的”问题是两千多年前由一个犹太哲人“希莱尔”拉比（Rabbi Hillel）提出的。希莱尔问道——

  要是我不为自己，那么谁会为我？

  要是我不为别人，那我又是什么？

  要是我现在不去做，要等到何时？

  个人和群体在市场中博弈，有成效的自利追求或多或少都与三个问题相联系，而困扰和挫折感直接间接地都会递归到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州）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