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鹏

  辛卯之夏，中国的慈善事业和慈善团体突然被卷入了舆论风暴。

  在当今之鱼龙混杂的社会中，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投机者在借慈善之名行牟利之实。这确实是对慈善的最大亵渎，是人心为利扭曲的最好诠释。因为，真正的慈善应当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给养，它通过财富转移和行动支持与重塑社会的道德规范。如果慈善是别有用心的，或者沾染了过多功利取向，那么，行善即便真的行了善事，也只是暂时的小善，实质却是不折不扣的恶了！

  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或许会有人这样辩解，“我们做的可是慈善啊！这可是在为社会出力，是纯公益性的奉献，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的回答也许有些大无畏的精神，但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你做了什么，同时还有你内心是否希望得到什么？而这些希望得到的是不是完全功利的？

  举个例子吧，前几年某国发生了点灾难，我国政府立即向该国致电慰问并捐款。期间，一位高中生在所谓“高人”的指点下，向该国领事馆捐献了几十元零花钱，这原本是件好事，应当赞许。然而事情并未结束，该学生私下几次主动要求该国领事馆出具表扬信，目的则是为了获得高中毕业后去该国留学的优势。这样的捐款因其过于功利而被蒙上了一层令国人羞耻的面纱。

  当然，我们不能指责慈善本身，问题的核心在于隐藏在慈善背后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人的行为缺乏内在的道德约束时，物化的财富多寡就成为衡量人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此时，有财者就成为社会中的强势群体，然而，无论多么富有和强势，社会道德伦理体系却始终在制约着人的行为边界。如果为富不仁，结果将会丧失一切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存在某种合理的利益驱动机制的话，慈善就会成为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催化剂。比如，在一些国家的企业捐款可以抵扣税收，虽然这样的捐款实质是国家慈善，但因其有效地分担国家短期的财政压力而得到全社会的认同。

  这些年来，我国从事慈善活动的人数正在迅速扩张，特别是企业家参与的力度也较以往更大。对此，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大多数企业家确实是发自内心地在做着慈善，但也无法就此无视一些别有用心的假慈善家另有他图。这是因为，中国人一直是把个人之德作为人品的首要评价标准，正所谓德高才能望重，而能舍弃小我并为芸芸众生去做慈善之事，本身就是个人之德的最好体现。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修德”之法，也不幸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并形成了以“增量捐款扩大存量财富”的黑色利益链条。最简单来讲，这些别有用心者一方面通过慈善活动和同步跟进的宣传，捞取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比如获得了官方授予的显赫头衔；另一方面他们还以参与慈善、大秀爱心博取众人眼球，借以捞取社会资本等。

  中国是一个情感型社会，从私人之间的生活联系到企业之间的生意联系，情感因素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有时甚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获得情感认同的核心要素，他们对于企业家或个人的事业往往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促进作用。也正因如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企业家或“富二代”乐此不倦地忙于慈善事业，虽说这也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大好事，但因为普遍存在着资金使用不透明、监管机制不到位、任人唯亲无所忌、运作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从“富而慈善”到“慈善而富”的联想。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有些所谓慈善组织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此实为社会之一大毒瘤。比如，有些组织表面上有捐款开销账目，但私下却有另一套账目；一些慈善家一边在接受社会捐款，一边在不断洗钱，另一边还在搞赢利项目。结果是，这些“慈善家”赚得盆满钵满，而留下的骂名却殃及整个慈善事业。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公益与私利交织混合在同一个人身上的缘故，加之监督机制的缺失，谁也无法保障公益之资不变为私用。

  远在汉代，就曾有一项尝试将个人之利益和天下利益区别开来的制度设计，这就是“为官者不能从商，从商者亦不可再为官”。其初衷是，为官者所重的是天下之利，而从商者往往看重一己之利，两利绝对不可混同在一人身上，否则就有以公权谋私利的可能。相比之下，今日频频出现的质疑“慈善”的言论，虽不排除有些是空穴来风，但实不可武断否认存在以“慈善”之词牟取“私利”之实的事情。而某些慈善机构以充当“官托”来获利，所行慈善之事的花费完全不透明等等，恰恰凸显了当下我们的慈善管理制度设计上的漏洞。

  对此，笔者以为，为了从根本上杜绝某些人大行“伪慈善”之道的可能性，我们宁可让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步伐暂时缓一缓，这或许是今天中国慈善事业必经的改革阵痛。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