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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推出了欧债救助的“新政”，给脆弱的全球股市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但新政是否有新意，是否是良方，还要推敲内容。
据悉，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规模可能从4400亿欧元增加至2万亿欧元。可如果仍是防止重债国违约的信贷救助思路，只不过救助覆盖面扩至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后两年内大幅增加的到期巨额债务规模，避免短期违约导致银行风险爆发。也就是说，还是 “救急”，与救希腊等三国的思路并无太大区别。除了产生短期的市场刺激作用，对解救危机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
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将在10月6日降低欧元利率，并将向欧洲银行业注入12个月的流动性。这对银行融资和保持活跃的交易都有利，但如果经济前景预期依然不好，低利率也未必能增加企业融、投资的意愿。如果银行没有向实体经济放贷的意愿，注入流动性，可能放大银行推动市场高风险交易的动力，对于稳定各国债务再融资的成本非常不利。难怪德国政府相关部门对“新政”持审慎态度。
在全球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的发达经济体用庞氏骗局似的债务依赖模式使全球陷入历史罕见危机的大环境下，欧洲和全球的政治家如果只是一味动用全球资源，重复借钱还债累积新债务的游戏，不对根本的问题动真格，结果非但无法自救，还会把全球经济推向二次衰退的深渊。
欧洲必须拿出魄力和诚意，改变思路，将短期和长期问题结合，救命与调整同步，救火与结构重构一起考虑。短期内可以做四件事。首先，应急信贷救助当然是必需的，不过2万亿救助资金可通过“欧元债”的方式解决，可借助“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这个常设平台作为发债主体，用欧盟各国“未来”的税收按照一定比率支付欧元债的固定收益。这样，资金筹措压力要大大小于现在的真金白银的现金摊派方式，迫使各国短期内采取措施增加税收，这也排除了没有形成统一财政协调机制的欧元区的发债主体障碍。德国在欧元统一货币中得到了最大好处，承担最大的欧元债支付比重应该是公平的。
其次，银行重组部分债务，不是简单延期，而是减免性质的重组。欧洲债务走到庞氏骗局的地步，银行疯狂推动高风险虚拟金融的行为难辞其咎。帮助希腊隐藏债务混入欧元区，就是这次债务危机的元凶之一。1998年，当俄罗斯主权债违约，美国长期投资资本管理公司破产时，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了避免引发银行的信贷危机，曾召集全球23家最大的债权银行，通过债务重组免去了银行对长期资本投资公司的全部债务。现在，如果银行能免去重债国2013年至2015年的部分到期债务，就能稳定债务危机恶化的预期，降低银行流动性风险，对于“救急”机制的救急效果也会更加明显。
其三，征收金融交易税。这又能筹集部分财政收入用于应急的危机救助，可适当遏制市场过度投机两方面的意义。
其四，各重债国适当消减福利。各重债国的财政支出中福利性支出占了很高比例。在短期不能大规模增税，进而财政收入不可能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和居民不适当节衣缩食，减少政府福利性支出，各重债国很难达到救助机制要求的降低赤字的要求。因为债务规模巨大，各银行的风险敞口远大于3年前雷曼公司的风险资产，政府破产可能爆发比雷曼兄弟破产更大的金融危机。所以，各重债国不论有多大的压力，都不能不适当削减福利支出。
中期措施，欧元区还需要做两件事。出售部分国有资产抵债、推动国内外资本包括银行资本作为直接投资资本参与实体经济重振。拯救资金只能应急，依靠大规模消减福利降低债务规模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出售部分国有资产，既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债务规模，也避免财政负担进一步积累。
要真正恢复市场信心，欧洲须纠正被“异化”的凯恩斯主义，不能将透支财政累积的高额债务仅仅停留在银行体系内或者维持政府的运作。要增加实体经济的投资，创造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欧洲各国政府需积极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引导银行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回归经济增长，税收基础扩大财政收入增长，恢复市场对政府债务的信心。
高福利体系显然是欧债危机的根源之一，因此从长期来说，欧元区需要改革福利制度。欧元区各国财政支出中广义福利支出基本超过50％，有些国家甚至超过60％，给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和缺口。笔者27年前到法国一所大学学习，第一课就是法国人口老化，社会福利体系支出庞大，需要调整和改革。可这么多年前就意识到的危险，迄今仍未得到缓解，足见由奢入俭之不易。只是，福利制度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匹配，财政才能保持平衡，经济才能恢复正常的秩序，欧元区统一货币的基础是经济，财政纪律是经济稳定重要保证。欧元如果要作为一个统一货币存在，财政体制和欧洲管理体制的变革势在必行。这是这次危机以来形成的共识。但怎么改，各项措施能否执行到位，还要看各国政治家们如何排除各种障碍。所有的措施特别是各项重大制度改革都要从现在开始推进，中期和长期措施不是说等待以后再做，只是说达成既定的目标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否则危机的基础不根除，危机可能卷土重来。
（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