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世界的不确定感是显而易见的。人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未来，有人开始现在担心自己的孩子，下一代的生活可能会比他们更糟。不幸的是，在未来几个月内，这种不安很可能变得更加厉害。

  要让美国返回其经济高增长轨道是有困难的，同样困难的是在美国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成千上万的人在美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上，成千上万的人在欧洲各个城市的大街上，呼吁一个更公平制度的出现。在欧元区，金融危机迫使两国政府换角，而为了恢复金融秩序，不得不由大量任命的技术官僚取代民选代表。现代欧洲上层建筑的关键——欧元区的体制完整性的关注度继续上升。

  不确定性的担心正在超出国家和地区的地理范围。那些寻找周围的新兴增长力量的做法，也正由西方核心国家的困难而变得越来越难。当然，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开始受到影响。

  这不是巧合，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他们每一步发展都是关联的。正是过去的历史时点的点滴变化，塑造了今天的全球经济。而现在，每一次动荡，或失去可以依赖的支点，都会导致我们的经济和金融、社会和政治发生变化。

  还原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而根据截至目前的经验，历史性的先例，只是部分反映了现实的情况。但一件事情是清楚的：许多国家面临路径选择，要么选择是或选择否——他们是否协调作为一个整体来挑战全球系统。

  一些变化将是渐进的，多年后才会显现出来结果。有些人甚至会觉得那些事有太多的突然和破坏性。现在考虑了如此多的声音：内因、外因、模式变换等。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分析方法，什么情况最重要，我们的期望在哪里，最好采取何种做法。

  该框架依赖于一种常用的分析方法，我们把它称作“减法方程”。这个方程的目标不是统计所有相关事务，而是指出一些少量的但是解释程度很高的关键因素，而这种解读势必既不完美也不充分。

  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前途，以及全球经济的未来。这个未来由他们的前瞻能力、以及四个相互关联的因子——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所形成。

  第一个问题涉及资产负债表。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必须处理过去好多年积累的过度借贷，或是遗产，比如德国。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不同的国家会选择不同的去杠杆化选项。事实上，这种分化已很明显。

  有些国家，比如希腊，正在面对这样一个危险的情况，很难想象会有创伤性默认和进一步的经济动荡以外的任何结果。和希腊不会是最后一个在西方经济世界里被外力迫使重组债务的经济体。另外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如果没有迅速采取更加坚定的紧缩措施，那么他们未来的命运也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大的牺牲。

  第三类国家，是由美国主导的一个群体，这些国家尚未作出一个明确的去杠杆化的选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濒临财政的绝境，因此他们使用的是不太明显、逐步的“金融压抑”的措施，通过刻意的低利率以及强制关闭一些危险的金融机构，维持一个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其实这个步骤就是让债权人，社会大众（储蓄者）补贴债务人。

  和去杠杆化紧密相连的第二个关键是经济增长。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必须有能力制造更多的国家收入，才能做到同时保持和提高公民生活的标准和满足债务清偿的需求。

  许多国家，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必须克服体制性障碍，来促进经济增长，比如对于一年以上失业的劳动力进行管理，对养老金、住房进行改革，并矢志不渝的创造就业机会。而美国则可以结合短期需求刺激和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任务进行平衡。至于以德国为首的优势国家，他们会从过去多年的坚定和怀才不遇的坚持中获得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