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轰动一时的中国经济数据泄密案，凸显了经济信息保密制度的重要性。此案泄密者固然没有泄露国家军事机密，但他们所泄露的工业增加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国民生产总值（GDP）、全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消费品零售总额、人民币贷款增加、广义货币同比增长、狭义货币同比增长等九种数据，均为国家秘密级以上级别的。在我国证券、大宗商品、外汇、房地产等各类资产市场已相当发达的今天，有心者若提前获得这些数据，就有可能据此判断市场价格走势和政策走向，从而提前布局，获取暴利。因此，保护国家机密，落实和完善中国经济信息保密制度，就是维护市场秩序，就是减少市场上人为制造的波动性，就是维护社会公平。

  中国经济信息及其保密制度的重要性，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众多商品产量、出口量、进口量高居世界第一，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数据对外国市场参与者的诱惑力越来越强，这类数据泄密，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对我们产生的冲击越来越大。

  自本轮初级产品牛市2002年全面启动以来，“中国需求”始终是最强有力的驱动因素和炒作题材，以至于前几年某些国外商品交易所一度不敢让外人看见中国来访者，因为只要中国来访者被人看见，马上就会被炒成“中国即将大手笔买入”，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价格上涨，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许多出口制成品行业已从昔日的“摇钱树”沦为“苦菜花”，利润率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20%至30%跌至今天的2%或3%，甚至1%，即使内销利润率也比这高不了多少；中国钢铁业占全球钢铁产量一大半，可去年中钢协77家大中型企业利润总和竟赶不上三大铁矿石公司中的任何一家，今年上半年仍然如此。必和必拓一家上半年净利润就高达131.24亿美元（约合838.6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接近翻番，超过几乎整个中国钢铁行业利润49%。

  更不可忽视的是，有门路获取这类内幕信息的国际机构投资者还有可能据此对中国金融市场发起毁灭性的投机性攻击，其后果之严重，回顾1997年至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众多东南亚国家的惨状，便可知一斑。同时，只有落实完善中国经济信息保密制度，才能给外部市场上守法的参与者创造公正有序的市场，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当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现在，中国经济数据泄密案已以确认两个犯罪者而暂时告一段落，相信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保密制度会以此为契机而取得进步。

  与此同时，经济信息保密制度扩容到微观层次的必要性也在日益上升。因为中国已有一批国有控股巨型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而据管理层的改革思路，日后还会有更多大型国企上市。在12月10日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便表示，竞争型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方式是依托资本市场实行公众公司改革，即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由于国有骨干企业的规模及其行业特点，更有可能受到某些法规、行政行为的影响，并进而造成其股价异常波动；又由于他们的分量，其股价异常波动也更有可能殃及市场全局。11月9日中午有电视新闻称国家发改委已就宽带接入问题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展开反垄断调查，消息旋即在资本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当天中国联通在A股市场最大跌幅达到6%，中国电信在港股的最大跌幅超过了5%。假如事先得知这类消息的无良之辈有心操纵，那就可坐收巨额非分收益。电信联通反垄断调查案的信息发布方式正暴露出了这种可供利用的漏洞。

  经济信息保密制度要扩容到微观层次，具体做法应是对可能造成支柱产业、巨型企业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的公布时点、方式有更加明确、可操作的安排。相比之下，利率、准备金率等重大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调整和重要经济统计数据公布的方式要严谨得多，是通过主管部门和获得授权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同步发布，授权公布媒体事先也无从得知，那么即使这条消息对市场有影响，也没有哪个人能事先用这个机会去操纵市场牟利。

  为了改进经济信息保密工作，不仅要完善相关制度，更要落实到相关个人。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的努力，应与加强经济信息保密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冲突。相关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为避免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误解，需要加强与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国际市场机构的交流和沟通。与此同时，决策层和公众也需要认识到任何信息公开都可能蕴藏潜在风险，理应做好相应防范。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