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的战略选择。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释放城乡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逐步使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可以为我国未来5～10年保持8%的增长奠定重要基础，对世界经济再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迟福林

  走向消费主导的目标选择

  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将释放城乡居民的巨大消费潜力。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用5～1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至关重要。

  1.消费主导的目标。走向消费主导，就是要改变消费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使消费率明显上升。从现实情况看，未来5～10年走向消费主导可以分两步走：

  （1）“十二五”时期初步实现消费主导。其主要标志：最终消费率从49%提高到55%；居民消费率从35%提高到45%。

  （2）到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其主要标志：最终消费率进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

  2. 实现消费主导的现实基础。总的看法是：由于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我国消费需求增大是一个中长期的客观趋势。就是说，我国走向消费主导既面临重大的历史机遇，又具备基础条件。例如：

  （1）城市化正处于快速推进中。现在看来，未来5～10年，我国的城市化至少还有10到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世界银行前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曾说过，21世纪初期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麦肯锡的研究报告认为，按照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市消费量在2008年到2025年这17年的增量就足以创造一个相当于2007年德国市场的总规模。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战略重点。未来10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将释放巨大的消费能力：

  一个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大概是3个农民的消费。城市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

  如果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到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60%，按2009年数据测算，年新增消费规模将超过3.6万亿元。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释放2.3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能够拉动相关的投资。有研究表明，每转移一个农民工，大概需要10万元的投资。如果每年能有效地转移1000万农民工，由此带来的年投资规模不低于1万亿元。

  （2）服务业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我国的服务业比重只有43%左右，远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左右，如果服务业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

  以文化产业为例，2010年我国文化消费占GDP总量仅仅为2.5个百分点，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例如，日本为15%左右，美国文化产业比重达到25%，欧洲平均为10%～15%。如果未来5年文化消费占GDP比重达到5%以上，将新增约4万亿元的消费规模。

  3.走向消费主导的增长前景。长期以来，由于习惯于投资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对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还存在某些疑虑。有学者提出，由于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调整期，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将下降，今后2至3年、最多3至5年，经济增长速度将由9%左右回落到6%～7%。在我看来，这个估计的前提需要讨论。一定条件下消费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1）如果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最终消费率达到60%以上，投资率回归到正常水平，即40%以下，那么未来10～20年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应当说是有可能的。

  （2）如果消费率一直上不去，甚至逐年下降，那么，即便投资率上去了，我们也将面临“低消费陷阱”的挑战，不仅很难实现8%的增长，而且还将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风险。

  走向消费主导的保增长

  面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保增长成为短期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这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问题在于，保什么增长？如何保增长？

  在我看来，与2008年反危机的投资导向有所不同，近期保增长，需要在短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中长期的消费主导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1. 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状况难以为继。国家“十五”计划曾提出，居民消费率要提高到50％。由于经济总量导向的增长方式不仅没有改变，事实上还进一步强化，使各级政府把注意力放在GDP上，这使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到2010年时仅为33.8％，最终消费率仅为47.4%，投资率首次超过消费率。

  这些年，投资率居高不下，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除欧美市场萎缩给投资增长带来巨大压力，国内市场变化对投资带来哪些重要影响？这里，有以下3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1）当前无论是工业品还是基础设施均面临着过剩压力。如果这一格局不尽快改变，积累的过剩产能就有可能被迫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强制性地清理，由此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成本。

  （2）投资产出率持续下降。从1997年的3.17元下降到2009年的1.52元。这不可避免地带来对投资效益下滑的隐忧。

  （3）高投资依赖于大量的信贷与货币投放，增大了金融体系系统性危机的风险因素。

  面对投资增长的现实挑战，我们既不能低估投资在拉动增长的重要作用，也不能继续传统的高投资、高增长的老路，以防止产能过剩带来的危机。这里需要研究的是，新阶段投资增长的现实基础何在？

  2. 消费潜力释放正处于重要的历史拐点。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并不缺乏消费潜力，不缺乏经济增长点。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点的发展型需求正在全面快速上升，由此带来巨大的消费潜力。

  例如：这些年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长，其消费占比分别从1990年的32.3%和33.4%增长到2009年的53.01%和53.22%。从这一现实出发，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是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对投资结构的深刻影响。

  具体来看：

  （1）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加大。中央确定了三年内36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初步估算需要5万亿元左右的投资规模。

  （2）教育投资需求不断上升。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还需要10万亿左右的资金投入。

  （3）医疗服务的投资需求还较大。要实现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均等化的目标，8500亿投入还远不够。在政府加大投资的同时，还需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参与。

  3.走向消费主导的投资是有效的投资。保增长需要投资。特别是需要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助推消费主导的投资，实现投资转型。

  （1）调整投资结构。以政府投资为例，2008年政府反危机投资的相当比例是集中在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投资。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的公共性投资虽有加大，但尚不到位。未来几年的投资，应当按照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加大以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为重点的公共性投资。

  初步估算表明，加大社会领域投资，初步实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年增长率需要达到5%左右，初步估算投资总额达到20万亿元左右。若这个投资能够到位，可明显拉动消费率的提高。

  （2）优化投资资金来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要大量的投资。从现实情况看，重要的优化投资资金来源结构：一方面，政府投资要调整存量，重点是调整国有资本配置，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加大国有资本对社会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扩大民间资本投入，尤其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到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这就需要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变国有资本配置结构，改变民间资本投资门槛。

  走向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这些年社会需求总量在全面快速增长，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为什么消费率不升反降？我认为有两个重要原因：

  （1）扩大消费需求被现行的经济结构所束缚；（2）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被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所抑制。总体上说，拉动消费重在转型与改革的突破。当前，重要的是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与改革方面取得突破。

  1.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与问题，既存在于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于再分配领域；既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不到位的原因。在我看来，能否打破利益掣肘，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挑战。

  收入分配方面某些矛盾和问题积重难返，有制度、法律不完善、“潜规则”盛行的原因；更有利益关系尚未理顺，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垄断行业改革，还是政府“三公”经费治理，成效甚微，步履维艰。能否打破利益关系的制约，成为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大难题。

  2. 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欧债危机以来，有学者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我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

  我认为，我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远不是所谓的“高福利”问题，即使有“福利风险”，也只会是“低福利”甚至“负福利”带来的社会风险。为此，到2020年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而且十分有利于推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3. 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无论是扩大消费还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都与财税体制直接相关。走向消费主导，迫切需要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应当说，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社会各方面有高度共识，问题还在于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上。（1）逐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培育中等收入群体。（2）逐步降低企业税负，尤其是小微企业税负，使劳动收入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努力实现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的基本平衡。（4）加快财政公开透明化进程。

  4. 以公益性为目标重新配置国有资本。2005年国有资本只有23万亿，目前已增长到53万亿，不到5年的时间国有资本提高了一倍以上。总体上看，国有资本尚未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强化公益性应当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导向。

  （1）加大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力度。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净利润接近2万亿元，如果收租分红比例提高到50%左右，那么就有1万亿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2）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经济领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会领域，使国有资本、尤其是资源性国有资本及其收益成为社会福利建设的重要支撑。

  5. 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新阶段实现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关键在于推进政府转型进程。

  （1）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要在经济生活领域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发挥市场作用。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方式要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定位主要是提供经济性公共服务。

  （2）加强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导向从经济总量转变为公共服务。

  （3）加强政府自身改革，防止权力与市场结合。防止行政垄断，防止特权经济，有利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4）重要的是约束政府自身利益，强化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角色。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不解决，又难以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政府自身在“切蛋糕”中的份额会越来越大，政府自身利益倾向就会越来越明显，由此给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严重阻力。

  总体上说，未来5～10年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需要加大以消费为主导、以公平与可持续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力度。与一次转型与改革相比，这更具有历史挑战性。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