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丰产，食品却领涨；产品提价，企业仍喊亏；两头诉苦，中间直喊冤——面对扑朔迷离的物价矛盾，代表委员们寻根究源、建言献策。

  在新一轮物价较快上涨中，食品价格被视为“领头羊”，让百姓感觉“餐桌负担”越来越重。

  如何为百姓餐桌“减负”？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认为，“控物价”与“增收入”，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特别要避免中低收入群体陷入“收入跑不赢ＣＰＩ”的尴尬。只有双管齐下，才能减轻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

  涉足食品行业的天津华明集团董事长刘乃兰委员已年近七旬，她常常逛菜市场，也感觉当前物价偏高，她道出了“成本上涨”刚性拉高物价的无奈。

  “糖价从十年前每吨１０００多元涨到４０００多元，另外人工、水电等其他成本也在上涨，食品厂生产的冰激凌出厂价虽提高三四毛钱，但依然利润微薄。”刘乃兰委员说。

  对于成本推动，青岛即发集团董事长陈玉兰代表也深有同感。她说，作为一家主营纺织服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去年仅用工成本就增加２０％。

  融资遭遇“趁火打劫”，也是企业转嫁和推高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天津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告诉记者，由于银根收缩，贷款指标竞争激烈，银行变相“抬价”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大增，企业只能给产品提价。

  另一个物价推手是国外“输入型通胀”。欧债危机发酵，大宗商品价格频繁波动，一些国家滥发货币“救市”，对国内物价上涨形成潜在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曾做过追踪调查：“菜园子”里收购价每公斤４毛钱、６毛钱的蔬菜，让种植户“苦笑”，但到了市民的“菜篮子”里，却涨到了每公斤２元、４元。

  菜农抱怨“卖贱”，市民抱怨“买贵”，中间环节则抱怨“钱难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柴宝成委员认为，蔬菜流通环节多、流通费用高是“主凶”。

  “除了环节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主因。”一些物流行业的代表委员说。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等人表示，挤压流通成本可为“降价”提供空间。

  上图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林而达，

  下图为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