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谈上期中那道抽奖的题目，在甲（用抽奖卷换取2400元钱）或乙（用抽奖卷参加有四分之一机会摸到10000元现金的抽奖游戏）两个选择里，大多数人选择了甲。这个结果同发达市场经济体的民众类似，人们偏好甲的比例高达84%，也接近主流的风险理论——人们通常会避免不确定状况。虽然选择乙的回报期望值更高（2500元）， 可两鸟在林毕竟不如一鸟在手。但这个逻辑却难以解释：在SARS高峰期为了拯救“疑似”病例6000人的两套治疗方案里，A（有1500个病人将会丧生）或B（有四分之一机会所有6000个病人将死掉但有四分之三可能他们全部获救），绝大多数人选择了B。尽管表述不同，A和B其实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方案，此时人们表现出来的不是求稳，而是“博一博”的强烈倾向。

  为了审视我们各自做选择的实际行为（而不是理论假说中的“理性行为”），和进一步了解社团乃至国家的政策选择的过程和结果，我们再提出两个类似的问题，请大家参与回答（见文末）。

  人们对可能事件的或然概率之所以往往把握不准，大致上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人脑“天生”就不善于处理统计现象，这牵涉到太多的数据和关注点，而人脑的“缓存”（套用一些电脑的观念）却很“紧俏”，这决定着人脑能同时关注的事项十分有限，虽然总体而言人脑有惊人的存储能力。人脑容量的约束是数十万年来人类进化的结果；其二、人脑对把握统计规律的能力可通过长期磨炼形成和改进，但常处于后台系统的被动待机状态，要靠“前台系统”的指令才“被激活”。如掌控决策过程的前台系统不调而用后台的“统计分析程序”，这类宝贵的分析能力走不到前台，就无有用武之地。

  蜂拥购买彩卷、恐惧飞机失事、SARS和“碘盐”中的过激反应等等无数的历史掌故，都告诉我们，得失重大而机会极小的事件，发生概率无论是分子还是分母，都是测算不清的。

  国航的安全纪录一向很高，2002年4月首次失事前，无事故飞行保持了47年。而正开始在市场高调推销自己时，一架飞机在韩国失事，百余人丧生。我有位老友，很有学问平时也非常沉稳。那时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改换航班才能来三亚聚会。他不但退了国航的票，而且必须和太太分乘两个航班飞来。其实，国航飞了几十年，有千百万个航次，这个分母值会不会突然大变？下一个国航航班失事的机会有无可能剧增？据报，那次出事原因的随机成分颇高，只要国航加强风险意识和措施，按理说接踵出事的机会应该有所降低才对。事实上，2010年国航持股的深航旗下的一架飞机坠毁，殃及国航连同整个民航产业，股价全面下跌，幅度超过3%。

  加强风险防范，不是“惊恐”就能生效的。那位老友每天在北京开车上下班，都载太太同行。他难道就没考虑到两口子在私家车里同时遭遇车祸的可能？公路驾车出事的概率远高出飞机失事！我1996年那次在香港“勇吃疯牛肉”的道理也是如此。传闻中，疯牛病的可怕在媒体的激荡下不断膨胀，可谁又注意到，有多少亿人多少年来一直在吃牛肉？那几个病例是多年前吃了“真正有毒”的牛肉才爆发出来的。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吃从英国进口的牛肉，突然改吃新西兰牛肉，来得及吗？明后年很有可能新西兰也发生疯牛病例，你再改吃阿根廷牛肉，管用吗? 以我为例，假定你吃到英国和新西兰的疯牛肉的机会分别为一亿分之一和十亿分之一，还会拒绝吃打对折的英国牛排吗？

  2010年秋天我去以色列旅游前，亲友都婉言劝阻：那里太危险了。我当时这样来自我安慰，假如到奥斯陆去出事的概率是0.00001% ，而到耶路撒冷出事的概率为0.00008%，高出有八倍，你仍然需要“许多勇气”才能去以色列吗？事实上，隔年七月挪威倒是出了大凶杀事故，死了七八十人，谁又预想得到呢？这关系到人们是如何感知作为概率的分子。

  突发事件有什么影响，我们下期来谈。下面是两个问题：

  在北京SARS最猖獗时，被隔离的“疑似”病例有6000人。此时以钟南山院士为首的专家组向领导提出了两套治疗方案：方案C： 有4500个病人将得到痊愈；或方案D： 有75%的机会没人会死，但有25% 的可能全部病人都会丧命。你会选择哪个方案？

  你在去参加春节晚会的路上，被开了一张740元的交通罚单。你可有两个选择：或 交付740罚款，或参加抽奖游戏，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抽中，就能免掉罚单，但有四分之三的机会抽不中，那就得付1000元罚款。你如何选择？

  期待大家参与，只需花一分钟就能输入您的见解：通过电脑或手机接入（网址http://bit.ly/xMijrg），也可通过我的新浪微博@孙涤Bruce来输入。笔者将汇总大家的意见作统计分析，并和发达国家同类的问卷结果作比较，解释可能的理由，在下期本栏目里与大家共享。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洲）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