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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速目标7.5%！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GDP增长目标设定自2005年以来首次低于8%，中央高层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预期所反映的政策倾向广受市场关注。
有观点认为，2012 年GDP 增速目标调低具有强烈的宣布效应：一方面显示了政府坚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政策容忍度”有所扩大。德国某媒体曾称，“中国两会成为拨动世界经济之弦，两会之初，全球股市因中国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而下跌，14日，欧洲股市又因中国总理的承诺而上涨……”
欧债危机的阴云尚未散去，世界在害怕中国经济抛锚吗？下调经济增长预期仅仅是为结构调整预留空间，还是预示着经济将发生实质性回落呢？本期圆桌就相关问题邀请业内专家为您一一解答。⊙记者 周鹏峰 颜剑 ⊙编辑 邹靓
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杨瑞龙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 宗 良
西南证券研究所所长 王剑辉
下调增速是主动选择
上海证券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标定为7.5%，八年来首次低于8%，您怎样看待这一目标？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下调经济预期增速目标是为了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一目标制定是否也有对现实经济形势的考量？
宗良：今年GDP增长目标定为7.5%,是自2005年以来首次低于8%，这一目标比去年实际增速低了1.7个百分点。我认为，这表明政府平稳回调经济增速的政治决心,彰显了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意图。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增长目标并非指令性指标，而是反映政府可接受经济增长的“缓冲值”。如果将2003-2011年实际GDP增长率与目标增长率差额计算，可得平均差额为3%,据此估计2012年实际GDP增长率应该超过8%。
可以说，政府做出调降决策是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顺应经济形势发展的主动选择。国外方面，欧洲央行虽然进行两次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但欧洲对于通胀的容忍度是很低的，所以未来欧洲央行难以持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债危机彻底结束仍有一段路程；美国方面，虽然失业率有所降低，但复苏基础仍不牢固，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持续增多，欧美两方面因素将导致中国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动力不足。
国内方面，尽管30年来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环境污染、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深层次问题都对原有的增长模式形成冲击。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将使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受到制约。消费方面,长期以来实行的重投资轻消费政策，使得消费短期内难以形成对GDP增长的巨大支撑，这些方面使得原有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一个极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经济降速是对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也为经济结构改革预留了空间。
杨瑞龙：下调GDP增速目标是源于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首先是外需下滑，特别是当前正面临欧债危机，而中国GDP增长中相当大程度依赖外需。且外需下行时，投资也可能会下行。
第二，前两年我们通过强大的货币政策加上4万亿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复苏，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大量的货币投放导致资产泡沫、通胀问题。另外，重化工业引领复苏也导致结构问题更加严重，包括产能过剩，二产比例过高、服务业上不去等，如果继续片面注重增速，结构问题会更加严重。
第三，这几年中国率先复苏的是重化工业，导致环境压力加大。此外始于2004年的民工荒导致低劳动力成本上升，但产业升级又滞后，劳动密集型行业也存在增长瓶颈。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十二五”的目标是提高增长质量，但目前消费提不上去，外需下行，提高增速唯有靠增发货币和政府投资，这会进一步催大资产泡沫，且如果仍然是重化工业先行，结构问题会更加突出，所以增速目标要适当下调，适当缓解外部压力，为结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创造更宽松的环境。
王剑辉：今年政府设定的增长目标可能是过去八年来最接近实际水平的。除了考虑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等短期因素，调整目标首先依据的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努力已经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阶段，作为总量超过7.4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换挡”进入“匀减速”增长时期。
另一个重要考虑是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落后产能压缩。自1950-2010年，基本上每隔20年，初级、制造和服务等三大产业的相对景气就发生一次显著变化。
国家未来20年的产业政策方向是发展高效、集约、多元化农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升级换代来做强制造业，通过节能减排、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立环境友好型增长模式。这种结构调整的切入点是淘汰制造业落后产能、控制汽车、造船、钢铁、水泥等重点领域的新增产能。我们估算，2011年计划淘汰的产能占比大多在2-6%；今年的计划还添加了铅酸电池和电力、煤炭行业，共有21个重点行业需要淘汰产能，压缩的力度不会小于2011年。估计调整在中短期内会降低工业增加值增速至少0.3-0.4个百分点。
反通胀反的是结构问题
上海证券报：政府工作报告同时也提出，今年的CPI涨幅要控制在4%左右，而统计局新近公布的2月CPI涨幅已回落至3.2%，这一目标设定也被视作为价格改革预留了一定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目标设定？达标是否有难度？
杨瑞龙：从目前的经济格局上来看，如果货币政策延续当前的状态，实现4%的目标是可能的。根据我们做的潜在产出水平分析，目前中国正处于过量供给、有效需求不足的阶段，价格上涨压力不大。
不过政府不仅要考虑价格总水平，更要考虑物价的结构性上涨，考虑中低收入阶层对物价结构性上涨的承受能力。当前中国通胀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居民日常消费品价格(以食品价格为主导)的上涨，因此对低收入阶层影响特别大，因为这一群体食品类的支出较高；对富人影响则很小，富人手中的房产、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完全可抵消通胀的影响，但穷人主要资产是存款，通胀一起来面临负利率损失更大，所以说，现在反通胀更重要的是反通胀中的结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反通胀肯定还是今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如果当前实体经济下行幅度超出可承受范围，没有其他办法来刺激经济，那么是否会施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政，再次过量投放信贷？通胀是不是会死灰复燃都很难说。
当然，我们认为，要反通胀同时要稳定经济增速，货币政策最好保持中性，但财政政策要放松，包括降低税率，让实体经济的主体切身感受到这种减税，增加投资回报率，这样才能更大程度上解决供求失衡的问题。
王剑辉：如果不发生重大地区冲突或自然灾害，达到这一目标难度不大。经济规律和历史经验表明，物价在多数情况下和经济增长同向波动，1996年以来的数据显示，CPI和GDP增幅的相关系数为0.546。在今年经济增速目标降低6.3%左右的情况下，根据两者关系测算，CPI的理论值正好回落至4.0%左右。如果按照CPI自身波动规律估算，今年CPI的涨幅中枢可能在3.4-3.6%之间。由于今年物价环境显著改善，此前推迟的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价格调整可能部分地出台，比如电价和水价可能先后上调，将推升物价0.2-0.4个百分点。
从年初的数据来看，形势比较有利。虽然1月份有所反弹，但2月份CPI如期回落，且幅度略超过预期（3.5%）。食品价格对于物价的拉动作用约为2个百分点，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弱了42%；PPI继1月份微幅上涨0.73%之后，2月份创下了0涨幅的2000年来最低记录，这已经是PPI连续4个月低于3%，回落趋势有加速迹象。
宗良：物价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我国对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今年4%左右的目标，是基于今年需求拉动、输入性压力和价格翘尾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
对比去年，今年政府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二大任务，向市场传达了两个信号：第一，当前我国物价调控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政府的首要工作任务已发生了改变，工作重心将由去年的控物价向今年的稳增长转变；第二，尽管2月份CPI涨幅已回落至3.2%，但4%的通胀目标设定说明政策所感知的通胀压力可能略高于市场预期，因此这一目标的设定为今年价格改革留下了空间。
我国经济与世界联系日益密切，价格形势变化与全球价格变化密切相关。当前全球流动性仍比较充裕，经济复苏缓慢将增加欧美长期维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动因，国际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石、食用油价格震荡走高，而且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可能会增加国际石油价格暴涨的风险，这些都会对我国造成较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从国内情况来看，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已成定势，导致价格攀升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而且今年资源和能源品价格改革会加快，价格改革提速也会造成工业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带来通胀压力再度反弹的担忧。这些因素使得我们对今年的稳定物价工作仍不可掉以轻心。
“宽财政+略宽货币”组合
上海证券报：总体来说，经济增长与稳定物价两大目标设定都给经济形势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弹性，您觉得政府所能承受的真实底线是什么？要达成预期目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如何配合实施？
王剑辉：今年政府强调“稳增长”，并不单纯是保住某个目标水平，而是希望经济波动幅度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避免大起大落。自2004年以来，GDP增速在多数年份的波动范围是正负11%左右，但是2008年的增速同比大跌了32.4%，迫使政府突击使用非常规手段来稳定局势，副作用就是物价上涨，房地产泡沫增加，产能过剩加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累积，代价也是高昂的。今年政府虽然可以接受经济增速继续回落，但幅度会控制在10%或者0.9个百分点左右。物价虽然依然是控制的对象，但是过低的物价水平也会引起政府的警惕；3%的CPI是目前可接受的底线，低于这个水平会影响社会消费预期。
为此，货币政策需要持续微调，财政政策继续维持宽松局面。实际上，年前普遍预期的“宽财政、稳货币”方针正在悄然调整为“宽松的财政、略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企业的融资难度和市场流动性紧缺的压力会逐步减轻；我们预期年内还有3-4次（150-200个基点）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下半年可能需要25-50个基点的贷款利率下调空间。通过加大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在流通领域施行税收的结构性调整从而降低企业税负，全社会的实际需求和购买力将稳步增长。
宗良：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已达47万亿元人民币，7.5%的增长目标并不低。综合考虑以往经验及目前情况,政府可以承受的经济增长底线应为7%以上，物价水平应继续控制在4%左右。
要实现今年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两个目标，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财政赤字计划由去年9000亿元下降到今年8000亿，从表面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所缓和，但由于今年中央财政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用700亿元，预计今年公共财政支出增幅14.1%，财政政策依然属于积极，并且积极的力度还要大于去年。从投向上来讲，今年财政支出将主要用于加大医疗卫生、保障房、三农、水利等领域的投入，以及通过税收优惠扶持小微企业等方面。
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维持稳定的市场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在合理区间仍是货币政策的核心点，“稳健”仍是货币政策执行的主基调，预调微调将是货币政策的基本路径。一方面由于外贸顺差收窄、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引起资本流入减少，由此导致外汇占款增幅显著放缓，因此央行需适度放松调控力度。考虑存在经济下行风险、物价过快上涨基本得到控制，同时外部环境中欧洲经济恶化、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因此货币政策应当体现“稳中有松”的基本态势。
杨瑞龙：要强调的是，下调增速目标是不得已为之。不能简单理解为速度高是坏，速度低是好，一定要看到增速后面的结构问题，如果能改善真实的市场需求，那9%-10%的增速都是好的，关键现在的增速是靠政府投资拉上去的。我们要的是“又好又块”，而不是“快而不好”，这就需要结构调整，有效地发掘引导创造真实的市场需求，降低对投资的依赖，才能说达到我们的目标，从中长期来看也才是有利可图的。
那么真实的市场需求来自哪里呢？我认为一是外需，中国目前需要出口，不能打压，调整出口产业结构。第二是拉动消费，这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消除收入分配差异。另一个有效拉动民间投资，应该给民营经济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为其投资减少制度性障碍，同时，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让货币更多的流向实体经济。
实际增速或超8%
上海证券报：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仍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中国被视为“引擎”之一。中国调低经济增速目标对全球经济的回暖是否有一定抑制作用？诸多因素的叠加效应，是否会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您觉得中国今年GDP、CPI最终表现会如何？
杨瑞龙：目前欧债危机正在减弱，美国经济也在向好，所以我们去年就预测2012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至少不会比2011年糟，调低经济增速恰当其时。如果调低增速后，能激发真实需求的产生，那么对外围的正效应挡都挡不住，因为民营经济有利润推动力，而地方政府有增长压力。
根据实体经济的表现，我认为今年GDP增速会达到8.5%左右，但相比2011年来说增速还是下滑。从近2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基本上政府工作报告中GDP目标与最后实现值大概都有1-2个百分点的差。目前市场预期也多落在8.3%-8.5%之间。
宗良：应该说,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中国调低经济增速将引起对外总需求的下降,从而可能会对全球经济的回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不过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预计影响不会太大：首先,尽管中国将经济增速目标降至7.5%，但相较全球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而言，这一增速仍然为维持于较高的水平，而且据往年经验，实际GDP增速往往会超过最初设定的目标增速，市场上也会形成这一预期，今年的GDP增速将超过8%，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依然十分强劲；其次,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基本面情况仍然良好，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的趋势不可避免，这会引起经常项目顺差减少，甚至出现逆差，即对国际净需求会增加，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增速放缓的影响，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第三,中国增速的调低本质上对全球经济是一个利好消息，增速的调低能够帮助中国经济克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真正走上一条注重质量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王剑辉：中国经济放缓对于世界经济增长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进口需求对于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将会下降至8%左右；不过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逐步改善可能会部分地弥补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能造成的空缺。
目前看来，欧洲债务危机正在由“急性病”转为“慢性病”，负债“大国”的无序违约风险整体回落，金融市场再次遭遇重大冲击的概率降低；欧元区经济在财政紧缩的影响下继续放慢，但直到去年四季度增速仍有0.7%，今年年初PMI综合指数尚能维持在49.7，未来经济下滑的空间尚待观察。美国经济复苏的力度强于预期，超低的利率和充足的流动性正在对经济发挥着刺激作用，也未造成显著的通胀压力，就业状况自去年底以来持续改善。日本震后重建有望提振国内需求，日元对美元汇率自去年4季度以来已回落近11%，出口预期得到改善。伊朗核问题也出现缓解的迹象。因此全球经济今年的表现可能会好于4%的IMF预期。
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我们预计今年国内GDP增幅可能在8.5-8.7%之间，CPI增幅在3.4-3.8%之间，基本呈现出“稳增长、稳物价”的良好局面。
“长打算，短安排”应对股市变化
上海证券报：GDP与CPI增速目标的设定对投资者而言意味着什么？投资者该如何顺势而为？
宗良：增长目标的调低固然会对市场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不必过度反应：首先,经济增长目标并非首次降低，2004年当时目标仅为7%，在当前情况下设定7.5%的目标相对比较务实；其次,增长目标降低更有利于调结构，从中长期来看更有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第三,根据往年经验，最终实际增速往往会超过最初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预计今年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像应对金融危机那样大规模刺激计划将不会再次出现，消费者、投资投机者关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也不大可能出现明显的放松迹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能源、粮食、资源过快消耗问题凸显，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将在整体平稳的情况下加快结构性改革。全球大宗商品尤其是以中国需求为主要炒作热点的品种短期可能开始步入下跌通道。对于市场而言，短期波动性将会加大，毕竟市场预期政策大规模放松将难以实现，但是从长期来看，一旦结构性减税以及刺激消费的措施能够逐步落实，经济结构将开始有序转型，市场情况可能会有好转。
王剑辉：政府GDP和CPI目标的设定在一方面印证了流动性预期改善的必要性，同时为经济预期的修复提供了空间。今年影响资本市场的主要因素是流动性预期改善，其次是经济预期修复和个股估值修复。当前不仅是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维持低利率水平，同时以不同方式保持或增加市场流动性的宽松度，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央行也以同样方式维持着宽松的货币环境；巴西等新兴国家还开始降息以确保经济稳定。全球主要经济体仍旧享受舒适的货币环境，经济和贸易复苏具备一定的支撑。国内央行在过去4个月中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开启了适度量化宽松之门，其效果将在二季度开始显现。自去年12月以来，先行指标PMI（制造业）连续3个月回升；今年前两个月，进入淡季的进出口分别增长7.7%和6.9%，呈现触底回升态势。
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拥有足够手段防止今年的经济发生显著滑坡。随着流动性逐步改善，个股的偏低估值将会继续得到修复，行情会在震荡中延续回升势头。投资者应当本着“长打算、短安排”的思路，在业绩弹性大、估值低的交通运输等强周期个股和近年来累计涨幅落后、具有调价预期的公用事业个股中选取投资标地，以攻守兼备的组合投资来迎接今年的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