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如何兴起？是个愈老弥新的话题。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张宇燕先生曾发表过一篇长文“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后来曾出版同名专著）。他引入“制度—货币”二元分析，认为美洲金银是一个外部冲击，1500年后因为新大陆“发现”之后大举流入欧洲，引起社会各阶层重新分配，导致制度创新，最终使西欧崛起。

  张先生的分析逻辑是：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涌入西欧的美洲金银，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随机性初始条件。由于金属货币供应量迅速、幅度加以及随后出现的“价格革命”，导致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在依赖于固定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的同时，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级开始兴起。通过向统治者提供财政、税收支持，商人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在其权力渗透的过程中，国家性质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在“重商主义”外贸政策下，国家的“求强”与商人的“求富”得以完美融合。阶级结构和国家性质的变化，确立和维护了政府的信誉。随之而来的长期国债等制度的创建，提高了国家融资和保护资本市场的能力，孕育了现代金融市场。而现代金融制度的最终确立，带动了企业大规模工业投资和“创新”。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张宇燕的分析十分在理。然而笔者的问题是：“发现”新大陆之后，美洲金银也大举进入中国，同样作为一种外部冲击，为何在中国没有引起与西方世界类似的社会经济效应？相反，这个东方古老帝国却一步步走向衰朽。1500年前后，亚洲国家（特别是明朝）无论在经济、贸易，还是科学技术、海上航运等方面都是全球引领者。因此，在张宇燕的分析框架里，“外生货币→财富重组→制度变迁→经济增长”这个逻辑链条，显然只是针对欧洲这一特定的人文地理背景，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崛起的理论模型。

  笔者认为，由于东西方在当时所具备的初始条件不同，最后导致在1500年前后发生“大分流”。而这个初始条件就是金融。在新大陆被“发现”的前后，金融在欧洲已有了很大发展，美洲金银的进入，恰好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欧洲“现代金融制度”破壳而出，为欧洲最终“起飞”插上了一对隐形翅膀。

  欧洲人一直对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茶叶有极大的进口需求，但中国不需要欧洲出产的商品，因此，在欧洲人拿不出可以对等的、有竞争力的商品之前，东西方贸易圈无法建立，直到欧洲人在美洲发现金银之后，主要实业就是把白银当作一种商品来生产，并运到东方交换中国和印度的商品。这样，“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体系就此形成，白银大举进入中国。据货币史家彭信威的估计，自隆庆年间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六七万比索以上，约合四千多万库平两。白银的大量内流，改变了明初以来白银短缺的状况，有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市场——显然对明朝经济起了很大的正面作用。

  然而这一切，却没有扭转明朝继续衰落的颓势。海外白银的大举进入，美洲金银大举进入欧洲，货币数据量增加，在欧洲引发了“价格革命”，但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却没有引起通胀——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对白银有无限吸纳力，而主要在于货币流通制度存在致命缺陷。与同时代欧洲相比，明朝的金融制度几乎乏善可陈，尽管也已出现大量钱庄，但这种古老的金融机构与欧洲同时期银行相比，不但规模很小，经营范围也十分有限。欧洲的银行，由兑换而发展出存款和汇兑业务，而明代钱庄只有放款业务。由于没有相应的存款，资本金受到限制，对外信贷无法扩大。古代中国商人经商赚了钱以后，无法将它用于进一步扩大营业或者投资实业，而只能到乡下买田置地。当时的官僚富户，对于自己的财产，不愿信托别人，而喜欢埋藏在墙壁间或地下，有时连妻子儿女也不让知道。据彭信威引述，在五代两宋时期，如购买未发掘过的房宅，除房价外，还要另出所谓“掘钱”。当时窖藏风气之盛，可见一斑。最有名的例子便是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抄家时，共查出金一千两百万两，银两亿五千万两。经济史家吴承明根据《明实录》计算出嘉靖朝的财政收入，到1562年也不过259万两白银。由于没有完备的信贷体系，货币一旦进入中国这个传统经济的“黑洞”后，就从此消失了。

  德国学者弗兰克认为：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并在19世纪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其实，欧洲并不是蹭了亚洲的经济列车，而是完全抛弃了亚洲那早已老掉牙的蒸汽火车，而用上了动力设备，发明了速度更快的电气化火车，从而一下子把亚洲抛在了后面。

  （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