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视为未来全球创新热点尤其是关键技术领域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新兴经济体。但企业仍偏好于简单的市场份额扩张、技术产业化进展缓慢且专利成果转化率一直在低位徘徊是两个重要的短板。另外，社会缺乏甘于冒险、富有趣味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创新生态。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增速走势如何，已不仅是国人待解的命题。因为在美国经济创伤尚未完全修复，日本经济增长乏力，欧洲经济受累于欧元危机短期内不大可能整固前行的背景下，作为在全球经济棋局中分量越来越重的中国，其下一步经济政策走向以及对经济增长趋势的影响，更是世界性的关切焦点。

  当然市场与学术人士看法不一。钟情于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且对中国经济一向保持乐观态度的林毅夫日前即预言：中国经济仍有条件维持20年或者更长时间8%的高速增长。尽管该观点受到质疑，但林毅夫坚持认为他是基于专业经济学分析得出的预测，也即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以及技术不断创新。不过，笔者注意到，在上一次做出类似预测时，林毅夫的判断是：下一个20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会陷入“新常态”，即高失业、低投资回报的经济局面，而中国则将依靠较大的政策操作空间实现每年平均8%的经济增速，到2030年有望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美国的50%左右。当然，投资将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国际上，看高或者看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大有人在。除了高盛等国际投行经常发布的带有自身偏好的观点之外，严肃学者根据经济学的“收敛理论”，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在距离美国等前沿国家越远时，增长速度越快，反之则相反。美国还有学者使用“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的数据库作统计分析，发现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减速的最大可能性发生在人均GDP为美国58%的时候（以2005年不变国际价格计），之后增长率平均会减少2个百分点。并给出中国经济减速的具体时间表，即2023年。因为据测那时中美人均GDP之比正好为58%，中国经济减速的概率为75%。

  笔者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年均8%的增速的可能性很大，但要在未来10年保持过去32年平均每年9.9%的增速，已是不可能的任务。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是，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数较之以前扩大了20倍以上。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看，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后续30年的类似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可以想象，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有美国7%、单位GDP能耗是美国三倍的中国，要维持年均8%的增长率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且不说业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载既有增长模式造成的进一步污染，就是并不丰裕的存量资源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天量需求；当然，我们可以将资源缺口寄望于国外弥补。但在全球资源日渐稀缺且主要能源矿产地带基本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控制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如何确保经济发展所需的巨量资源供给尤其是能源安全？假如不能克服资源供应瓶颈，不尽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则一旦在资源获取方面遇到难以克服的国际阻力，中国经济发展又将如何得以持续？

  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高速增长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学者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另一方面，以大数据(Big Data)、智能制造（Smart Manufacturing）还是无线革命（Wireless Revolution）为代表的第三次超级技术变革正在美国酝酿并初见端倪，全球第三次产业与技术革命已取得某些先导性突破，有可能成为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动力。观察家们普遍认为，新工业革命有可能使全球技术要素与市场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进而重新切割世界分工与财富版图。在这场关乎主要经济体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竞赛中，美国依然握有较大的领先优势。中国在告别以成本为利器的产业竞争优势时代后，必须深耕前瞻性技术的研发，尽快提升金融服务水准，积累新技术的产业化经验。唯有如此，才能在巩固比较优势的同时又能打造竞争优势。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这其中，技术进步或曰技术创新是最为重要的增长动力。欣慰的是，中国科技研发投入已连续多年保持10%的增速，目前每年的研发支出超过1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4000亿美元而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企业和研究人员正在包括智能制造在内的多个领域逐步积累技术诀窍，未来有可能带来产品和服务的“颠覆性”变革。中国也因此被视为未来全球创新热点尤其是关键技术领域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超级新兴经济体。

  当然，从中国已有的技术基础与资源投入来看，尽管发展势头不错，但两个重要的短板尚未解决。一个是不少企业依然偏好于简单的市场份额扩张，对技术投入的热情有待提升；另一个是技术产业化进展缓慢，专利成果转化率一直在低位徘徊。还有一个重要的约束瓶颈，是中国相对内敛的传统文化惯性，尽管政府、社会和越来越多的企业近年来不断强调创新，但要形成催生苹果这类超级创新企业所需要的甘于冒险、富有趣味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思维方式和创新生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