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明

  根据笔者粗略的检索，宏观调控“预调”之说，最早出现在去年10月。而有关宏观调控政策要具有“前瞻性”的提法，出现得要更早些。

  自2008年秋天雷曼兄弟破产导致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以来，无论对于中国经济，还是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难度都在加大，一些政策实施后，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因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加大，这也导致外围对中国经济有了更多期待，我国自身从负责任的角度，也希望能做得更好。因此，在2008年底，我国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实实在在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大约也就在此时，学界有意或无意间似乎想要以预调以及前瞻性的要求来改造或补充宏观调控理论。

  “预调”以及强调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颇有些中国特色，在笔者看来，与中医强调的“治未病”似乎颇有些相似之处。“治未病”，是指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方法，是中医药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在当下国人越来越重视养生的时代背景下，治未病也被人解释成养生之道，于未病时通过调理等中医疗法保持身体的健康，而到真正出现病变时，再治疗则被视作为时已晚矣。无疑，治未病是中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种最高境界，是千百年以来中医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而西医是没有“治未病”一说的，也没有类似的理念和理论。西医对病症的诊断，是建立在一系列生化和物理检查指标上，如果这些指标没有异常，就是没病，医生就不会给就诊者开药治疗。

  现代经济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追根溯源，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已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像西医一样，宏观调控理论并未有中医“治未病”的实践和理论，也就是没有“预调”的概念，也鲜见强调宏观政策手段的“前瞻性”。

  宏观调控是建立在各项经济指标的“检查”上的，当各种指标出现异常之时，首先要确定患了什么“病”，是经济过热还是过冷；然后再开出“药方”，政府就动用“看得见的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力图使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

  因此，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其实是很难做到“预调”和政策具有“前瞻性”的。当然，西医最初传到中国后，无论是中国大部分民众还是中医郎中，多数是排斥的。其实，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管理由完全照搬前苏联的计划体制逐步走向采用一些市场经济的手段时，多数人包括官员和原有体制下培养的经济学者也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当然，随着西医逐步被民众接受，以及当中医渐渐认识到自身的缺陷或者不足的时候，西医和中医在中国开始并存，但几乎没有交叉，而是各自发展。后来，有人提出要中西医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体现在教学的课程设置上，也体现在了医院建设上，一些本来完全按西医规范建立的医院也开始开设中医门诊，而中医院也引进了医学院的毕业生，并开设西医体系内的科室，一些中医除了望闻问诊等传统的诊断手段外，也开始借助西医的血液、尿液等生化检测手段以及X光透视、心电图、核磁等物理检查手段来辅助诊断，甚至用一些西药来治疗。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西医与中医仍然泾渭分明，仍各自维持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手段。

  宏观调控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内容，随着我国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也越来越被国人认同，中央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和更多地使用，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对于宏观调控也增添了中国化的寄托，这就是“预调”和“前瞻性”。但实际上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宏观调控，就像西医要依托生化和物理检查结果一样，宏观调控的实施要依靠对主要经济指标的判断上，如果指标不出现异常，就无法开出“药方”，也就是说，建筑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上的宏观调控无法未雨绸缪。

  去年三季度末四季度初，我国经济放缓迹象已然显著，通胀也开始回落，世界经济也出现明显的二次探底走势。我们对于信贷政策有所松动，但在政策组合上仍然强调通胀的上行压力，宏观政策上未有实质性放松。而无论是欧盟、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还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都已开始采用降息等措施刺激经济了。

  由此，笔者以为，真要求得对经济政策的“预调”，追求“前瞻性”，我们恐怕还得从另外的途径去探索。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经济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