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可能使全球技术要素与市场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中国若不能取得先导性技术突破并将其产业化，不仅无法占据此次超级产业革命制高点，更有可能在全球新一轮的产业分工与财富版图切割中被边缘化。

  经济最困难时期往往也是酝酿技术与产业革命的关键时期。

  当全球尚在孕育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日渐成为主要经济体决策者关注焦点之时，中国日前颁布《“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可谓正逢其时。

  自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人最初关注的，是发端于美国的这场危机何时结束以及如何结束；随着危机中心转到欧洲，世人发现，握有最多经济金融资源和危机转移工具的美国，不仅能在全球范围内辐射危机成本，并顺势洗劫主要竞争对手，还依托其举世无双的超级企业群与大批技术天才悄悄掀起了新一轮产业革命。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依然领先的研发基础、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使其有可能占据此轮超级产业革命制高点，并率先走出危机，再次形成对主要竞争对手的技术与产业锁定。相形之下，依然在欧元危机中苦苦挣扎的欧陆国家，尽管曾依靠集体合力与美国分庭抗礼，但最终还是没能越过美国精心构筑的“金融高边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美研发投入便一直保持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的水平上。1990年以来出现一个明显变化，是联邦政府研发投入占GDP的比率一直保持在1%至1.5%之间，主要来自公司、大学和非政府组织的非联邦政府研发投入，占GDP的比率则一直保持增长，到现在始终保持在占GDP的1.5%-2%之间的水平上。这与美国政府采取鼓励来自民间的研发投入的政策不无关系。奥巴马深知，受制于本轮金融危机，美国赖以剥夺全球财富的重要依靠——金融业短期内难以完全恢复昔日元气，美国唯有强化技术这个看家本领。于是上任伊始，即拨出巨资用于新能源与生物医学领域的研发。最近两年，美国经济基本面尽管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去年即达1480亿美元；企业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仅微软一家，去年的研发投入即达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排名第二的英特尔，其去年的技术投入也有65亿美元。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国只要华为一家企业上榜。2011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

  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孕育中的全球第三次超级产业革命中占得先机。事实上，而今以大数据(Big Data)、智能制造（Smart Manufacturing）还有无线革命（Wireless Revolution）为代表的第三次超级技术变革，正在美国酝酿并初见端倪。信息技术在今天已进入大数据时代，能自由处理和存储数据。苹果公司的iPhone就是典型例子，其计算能力已超越IBM在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大型计算机；日渐成熟的“云计算”，在数据处理方面的成就让此前难以想象的服务和业务成为可能。智能制造，被认为是自亨利·福特开启大批量生产的经济能力之后的首次结构变化，飞速发展的材料科学使得工程师们即将从分子结构进行设计、建造，优化功能，甚至创造新材料，从而显著提高质量、减少浪费。假如新型材料能结合3-D打印，将是革命性的进步，不仅会极大提升产品的经济附加值，还将使人类的制造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无线网络革命不仅会实现实时交流并提供极为便捷的信息服务，更能大大节约交易成本。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集中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所取代。其标志是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换句话说，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可能使全球技术要素与市场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令人担心的是，如今美国不仅在传统技术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而且在诸多新兴技术领域也保持着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而美国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优势，合理的税收和移民政策，加上超强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使得美国有可能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自新经济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从而在将美国从经济困局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再度形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与技术优势，进而形成对美元地位的强化。

  在主要经济大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控制权争夺的今天，中国若不能在全球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取得先导性技术突破并将其产业化，不仅无法占据此次超级产业革命制高点，更有可能在全球新一轮的产业分工与财富版图切割中被边缘化。尽管连美国人也承认，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日渐强大的技术追赶力量，美国的成功并非注定，但谁也不敢乐观预计中国在这场产业革命中能有多大行为空间。

  中国既需要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也需要在二十个关乎产业分工地位的重大工程中尽早取得全面突破，更应培育一批能够紧跟乃至引领超级产业革命的企业。从中国已有的技术基础与资源投入来看，尽管发展势头不错，但企业偏好于简单的市场份额扩张，对技术投入的热情依然不高、技术产业化进展缓慢，成果转化率一直在低位徘徊这两个重要的短板尚未解决。此外，由于中国相对内敛的文化惯性，要形成甘于冒险、勤劳、富有趣味性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思维方式，是个巨大挑战，这也成了重要的约束瓶颈。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必须尽快改变以央企为代表的超大型企业重视规模与市场边界扩张的发展路径，尽快给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更大的市场机会，此实乃为因应此轮超级产业革命的急务。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