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有机会去参观山东省招远市的一个黄金博物馆，还品尝了当地的金箔酒。

  以我对于酒的有限了解，奥地利的金箔酒比较有名。那是通过特有方法将葡萄酒蒸馏后制成干邑白兰地，掺入压碎的23K金箔片。稍稍发黄而透明清爽的酒中，金箔片上下浮沉，第一次见到的人，未必敢喝。

  黄金是否可食用，暂且不讨论。参观黄金博物馆时，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为什么对黄金如此迷恋？

  无论如何，黄金都不是大宗商品，而是稀有贵金属。但如今，黄金的现货与期货交易规模，其投机性，以及某些标示意义，一点也不比哪种大宗商品逊色。在黄金博物馆，就有国内外黄金交易的实时行情电子显示屏。

  其实，相比任何一种大宗商品，黄金的实际用途都不大，却具有其他商品都没有的货币特性。黄金曾充当过迄今历时最长的货币，即使在纯粹纸币本位的当代，黄金仍是影子货币，恐怕没有哪家中央银行不储备黄金。越是金融市场和经济大幅动荡与危机时，官方和民间对黄金储备的需求就越大。

  黄金正式退出名义上的货币王位，仅仅只有四十多年。此前，或是纯粹金本位制度，或是金银双本位，或是以黄金为后盾的可兑换本位。无论如何，当今的人们都无法摆脱那金灿灿的余晖。黄金的交易价格，更多是其货币性价值的体现。

  1971年之前，货币的可兑换性，指的是货币能否自由兑换成黄金；如今，则是指一种纸币与其他纸币能否自由兑换。但早在19世纪初，英国的银行学派就不怎么看重那时定义的货币兑换性，而有一种强烈要求脱离金本位的倾向。

  也难怪，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发起与兴盛，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延展，工业产出量猛增，市场交易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与深化，这其中内生性地决定了信用体系的扩展。信用经济与市场经济几乎是同步的。对于交换媒介和结算工具，市场强烈趋向于信用货币，金本位制越来越成为障碍。

  从效用价值论最早发现者之一的杰文斯教授，到马歇尔，再到凯恩斯、熊彼特，以及弗里德曼，这些在近现代经济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学者，都反对金本位制。特别是凯恩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可管理的信用本位基础上的。

  当然，也有反对逐步游离金本位的著名经济学家。费雪在1911年就说过：“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祸根。”这被称为有名的“费雪一般性结论”。

  总体上看，真实情况接近弗里德曼的观察：“即使是在19世纪金本位大行其道的所谓好日子里，货币制度也远不是完全自动的商品本位。即使在那个时候，货币制度也是一种高度的管理本位。”在这一观察的基础上，他于1961年得出最终结论：“对于建立自由社会的货币安排来说，自动的商品本位既不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

  然而，金本位及金汇兑本位毕竟存在了几千年，致使一代又一代的人对黄金的货币功能，产生了强烈的本能性信任。脱离这种本能性信任，恐怕还需要“时间和习惯”的缓慢转变。这绝不是四十多年所能完成的。

  所以，尽管1971年就从制度上脱离了金汇兑本位，但黄金一直作为影子货币衡量着纸币发行的膨胀程度。黄金的纸币价格，从1971年的每盎司35美元，一路上升到目前的1500美元左右。自纸币本位制度实行以来，人们担心的主要是通胀而非通缩。每当经济过热和危机时，无一例外总会出现一波黄金购买热潮，金价随之大幅上涨。由此可知，在黄金市场上投资交易，分析着眼点不同于一般商品，供求分析并不重要，而应主要从纸币通胀趋势，或者市场流动性状况来分析。

  正因如此，恢复金本位制的呼吁从未停歇过。比如出版过《终结美联储》的美国共和党议员罗恩·保罗，便是在这方面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即将到期卸任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跟这一标签保持着很大距离。但就是他，2010年11月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文，主张“新体系也应考虑以黄金作为市场对通胀、通缩及未来货币价值预期的国际参考基准。虽然教科书或许把黄金视为一种古老货币，但如今市场则把黄金当作一种另类货币资产。”不管该文引起的争论怎么广泛和激烈，佐利克道出了事实。

  尽管不可能再有金币流通，恢复金本位更难以想象，但这些穿着黄色盔甲的“小神灵”，仍像夏秋夜色中的萤火虫，不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对此，同样强烈反对金本位的弗里德曼，有个形象的概括：“就像老兵逐渐衰老那样，黄金的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而只是缓慢的减弱。”

  熊彼特在评价18世纪初制造了纸币和密西西比泡沫的那位约翰·劳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写道：“制造货币！信用是货币的制造者！” 如果货币是制造的，那么信用呢？对此，沃尔特·贝格霍特界定说：“信用是一种动力，它可能自然增长，但无法人为构造。” 这话耐人寻味。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