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与2008年期间有何不同？中国长期赖以高增长的宏观格局到底出现了怎样的实质性变化？深入分析比较，笔者发现，这两轮经济下行的主导因素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说2008年中国经济主要是受需求冲击（外需）的话，那么此轮下行则更主要是受到了供给冲击。

  与2008年至2009年相比，本轮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对缓和。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势头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滑到四季度的4.0%。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同比创下近三年来最低单季增幅7.6%的水平，但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10年三季度的10.1%下行到2012年二季度的6.3%，未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

  今年以来，在内外需求萎缩、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中国经济面临着金融危机以来第二次增长威胁：“投资、消费、出口”同步回落，供给端与需求端同步趋紧。企业利润率、财政收入、工业生产、出口订单、PPI指数全面下滑。经济增速加速下滑，考验的是政府对于经济减缓的容忍度。“保增长”目标的优先级再次提升，说明决策层对增长忧虑加大，也在用新一轮政策刺激极力抵抗经济增长下行。

  然而，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正在“换挡”。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而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基础性因素，包括内生、外生，需求、供给（资本、劳动力、技术）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变化的过程是平滑的、缓慢的，但从趋势上讲已趋近拐点。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更依赖于要素的增长，要素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中国位居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和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也为高积累率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创造了条件。长期以来，在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存在显著的二元结构特征，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的条件下，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但眼下劳动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组合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劳动力转移趋势在减缓，这使劳动力增长贡献率下降，再加上“周期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叠加，最终使这部分产能变成沉没资本而无法发挥增长能力，难以形成有效供给。

  此外，中国资本形成效率也在持续降低。这些年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占50.9%，2010年上升到69.3%；资本形成率2006年为41.8%，2010年上升到48.6%；投资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年均实际增长21.9%，远高于GDP年均11.2%的增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6年为43.9%，2010年达到54.0%。

  据世行的测算，30多年来中国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两至四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六至八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无疑，在外需不振、消费乏力的情况下，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高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问题在于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较差。如果以ICOR（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来衡量，我国投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尽管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大，但资本产出效率和投资效率却越来越低。

  还有，全球化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降低。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致使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国际市场容量被压缩，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等因素影响下，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这意味着外需放缓趋势的中长期化。2000至2007年，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约3个百分点，这样的故事未来很可能无法复制。

  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的实质，明了面对由“超高增长”到“次高增长”，甚至是“中速增长”的长期拐点，是任何逆周期的调控和刺激性政策都改变不了的趋势，就能找到真正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药方。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加快市场化改革，把主要精力放在重视中长期供给条件改善方面，加快要素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才是着眼于当前，又惠及长远的治本之策。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