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能够而且可以清楚言说的，才是人类的世界。语言是有界线的，并非所有的东西都可表达。只有在语言中，思想才得以存在和表达。这是那位被视为语言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表明的首要观点。语言是人之为人的最根本标志，人类活动的实质可说是语言活动。正因如此，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才一直得到特别关注。一个言论和表达自由的社会，必然是个具有创造力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对此，维特根斯坦给出了哲学基础。

  这一点，被深受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哈耶克所扩展，并具体化。作为前者远房舅舅的哈耶克，认识到了知识的分立和零散。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知识。知识首先借助语言而存在和传播，语言活动也是知识形成、传播和运用的活动。言论自由，是知识不断形成、传播和运用的必要条件。言论自由，加上价格信号与市场机制的利益引导，才可能驱使信息在个体或者集合体间不断流动，通过利益交换，自发形成各种形式的合作，将零散分布的知识集合起来，得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并有效运用，这是社会秩序可持续性维持和演进的根本，也是哈耶克的内生自发秩序概念的内涵。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和哈耶克承继了德国唯心主义认识论，那么另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完全秉持英美经验主义实证方法论，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弗里德曼并不否认规范经济学的存在，这主要是由经济学研究对象决定的。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是经济活动主体，经济学内容跟每个人有关，很难避免研究结论的规范性倾向，学者的态度也很难完全客观。然而，弗里德曼认为，规范经济学不可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而后者则“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实证经济学只是对现实的概括体系，研究“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一个高度的概括体系，也就是一种“理论”或“假说”的形成，目的是解释和预测，并以实际情况与预测间的一致性、精确性、覆盖性，来确定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有别于只有历史没有理论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也有别于否认经济理论预测性的奥地利学派，在弗里德曼的经济学里，理论尽管是过去经验的结晶，但必须能预测未来。这正是他自己宣称的，他的理论是历史和未来的结合。

  实证性经济理论，是以下两个元素的复合体：一是“旨在促进‘系统、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的语言”；二是“旨在抽象出复杂现实的本质特征的实质性假说体系”。在前者，意味着理论必须是可明确言说的，并具有逻辑上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这正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要义。在后者，理论不是现实，理论预测结果也不是可观察现象的实况，只是一种趋近；“实际证据永远都不能‘证实’一种假说。”这正是卡尔·波普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点。

  理论就是一套假说，而假说离不开假设。理论或假说的有效性，并不是以假设是否与现实一致为依据，而是以假设基础上的假说体系的预测能力为标准。假说的假设，只是“对现实粗略的、不精确的、描述性的表述”，这种“成效性”，连同“简单性”，共同构成假说合理性的基础。简单或简约，不仅意味着实用，也意味着宏大。因此，一种理论越有意义，也就必然越简约，其假设也越不现实。

  实证经济学研究，就是不断构造假说和检验假说合理性的过程。经验证据，是这两个经济学研究阶段都离不开的。可观察现象的实况（不仅仅是未来的，也包括过去的），是验证假说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唯一依据。而构造假说，也要在经验证据中寻求，亦即弗里德曼说的：“就是要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材料中发现新意。”这是最不容易的。

  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关键还在不断构造假说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旺盛的好奇心和敏锐性，往往是那些崛起为强国和文明领先者的重要国民素质。也是为什么说，巨大的自由感性想象力，而不是理性，才是创造和创新的基础性源泉的道理。

  正因如此，弗里德曼有感而发地总结道：构造假说的过程，“必须在心理学范畴中讨论，而不是在逻辑学范畴中讨论；必须研究关于科学方法的自传和传记，而不是研究关于科学方法的专著；必须由公理和实例促进，而不是由推论或定理促进。”

  可见，无论是德国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还是英美经验主义实证方法论；无论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还是波普的实证哲学，抑或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或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在有关语言功能、心理学范畴、自发性机制、理论功用等方面，殊途同归。特别是，在理论功用上，尽管哈耶克强调解释力，弗里德曼专注预测力，但这两者其实是等价的，完全是一码事。

  今年是哈耶克逝世20周年，弗里德曼诞辰100周年。他们两位对上世纪下半叶至今的经济学的重大影响，堪比李嘉图、约翰·穆勒、马歇尔对19世纪，凯恩斯对20世纪上半叶经济学的影响。因此，重温这两位学者的方法论，很有积极意义。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