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強近期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向市场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城镇化、保障房建设将是下一阶段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9月19日，他在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就强调，城镇化是最大的內需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靠。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是事关长远的大战略，要放在现代化大趋势中来思考。

  从几百年现代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城镇化不仅促进了现代人类社会的文明，推进了现代国家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更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并由此把人类社会文明带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度。因此，笔者以为，还应把“城镇化”更推进一步为“城市化”。因为这里“镇”字与传统的“乡镇企业”的“镇”联系在一起，仅仅是农民走出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即没有让农民从农村真正走入城市，而是停留在与农村不远的乡镇，只有“城市化”才能把传统的农村与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得以调整及融合，让农民真正进入城市。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是聚焦各种资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节省交易费用等最好的方式。比如说，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同样成本的情况下，在城市投入就比农村投入要提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还有，为何在许多人口聚焦十分密集的城市其经济十分繁荣？最为重要的一条理由就在于这些城市的经济运行的交易费用往往要低于其他城市。比如香港。从现代人类文明史所走的历程来看，城市化为国家经济发展与繁荣之动力是毫无疑问的。

  “城市化”并非是一个抽象概念，从最为经典的研究来看，城市化，主要是指农村居民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过程，反映为城市人口增加、城市建成区的扩展、社会以及生活方式的城市环境形成等。它不仅是对人类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化过程之一，也是当代社会的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直接指标。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到，城市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农村居民转换为城市居民，并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实现个体城市社会化的转化。如果农民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并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生活，那这种城市化就不是真正的城市化。目前中国城镇化率看上去超过了50%，但按户籍人口计仅约35%。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只是“伪城市化”，农民进城只是“过客”。因此，未来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愿景，就得真正全面放开户籍制度，让每一个农民及城市居民都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当大量的农民向城市流动、大量的中小城市居民向大城市或一线城市流动时，他们面对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安居之所。可以说，解决居住问题，既是城市居民得以进入城市的生活基点，也是城市化过程中居民最大潜在内需。当前市场流行着“住房双轨制”观念，即“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由政府保障性住房来解决，而住房市场的价格政府让市场自由定价。笔者认为，这种观念将严重阻碍未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因为，在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市场不可学习香港与新加坡的模式，那种模式强调政府生产过高比例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中低收居民住房问题，但就中国政府财政能力而言，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借鉴德国等大国住房发展模式，绝对把住房看成是一种生活消费品，不允许居民把住房成为赚钱之工具。如果用严厉的法律制度把住房界定为一种严格意义的居民生活消费品，而不是赚钱工具，那么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问题就能通过市场方式解决，而政府所要生产的保障性住房也就十分有限。

  如果将农民真正融入城市，而将住房视作居民生活消费品，那么国内住房的潜大需求是非常大的。在高房价下，85%以上城市居民都没有能力进入市场，农民工更是没有能力。还有，未来二、三十年，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又将有3亿人口进入城市。再加上中小居民城市进入大城市，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具有一个无限大量，再加上相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城市经济增长是得心应手了。这就是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但是，这些居民的住房需求仅是潜在需求，如果没有好的住房政策，没有把住房的宗旨界定为居住，没有把住房市场界定为消费市场，而是赚钱工具，那么这种巨大的潜大的住房消费需求是无法释放出来。

  依据《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十二五”期间，将有超过5,0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成为城市人口，这将有效释放巨大内需潜力。这种潜在住房内需要释放出来，就得对未来中国城市化要有清楚界定，要对当前中国住房市场政策作重大调整：去除赚钱功能，将住房市场够转型为一个消费为主导的市场。

  总之，要将城市化过程中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就得通过一系列有效政策的界定与落实，把这些潜在需求释放出来。由此，未来中国经济就能得到持续、稳定的增长。

  这就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最大愿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