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欧元区经济的糟糕表现，似乎逐渐把德国这个“欧洲救星”也要拉入泥潭。数据显示，至11月，德国制造业连续9个月萎缩，制造业PMI终值为46.8，失业率连续7个月反弹，经济衰退风险上升。近两年在全球危机中“一枝独秀”的德国模式，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

  说起德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角色演变，实在非常具有戏剧性。早在本世纪初前后，德国还被某些媒体冠以“欧洲病夫”的称号。直到2005年，即便在德国本土还充斥着某种悲观情绪，虽然此时其“出口冠军”的成绩单已非常亮丽。在全球金融危机巨浪滔天之际，2008年第三季度，德国出现了多年未有的连续两个季度GDP下滑，但仍在危机中呈现相对良好的业绩，以至从2010年底起，一种认为德国成为经济模范和火车头的观点，渐渐在德国和世界流行开来。在我们国内，从政府到学界，学习德国模式也成为新的时髦，如今年8月央行调统司专门发布报告分析德国模式的启示。然而，究竟什么是德国模式的真谛，如果德国再次陷入衰退，那么到底是其内在失败，还是外因所致，这些都还难以看清。

  无独有偶，在日本“失去的十年”已成教科书式的经典教训之时，另一种审视却又渐渐浮现。2010年以来，有些西方媒体开始讨论“失落的日本是否只是一个传说”。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失业率仅为3％左右，是美国同期失业率的一半；日本的海外资产在2000年底高达1.2兆美元，占全世界海外资产总额的20%；2011年，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收益高达38136亿日元。另据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测算，上世纪90年代前半段，日本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度约为30％，2001年以后提高到60%，这种符合其特点的转型，是否又与“失去的十年”相关呢？在如此“弹丸之地”却创造了庞大的GDP，直到2010年才被我国超越而居第三，在反思日本“失去”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关注其“得到”的东西。

  讨论德国和日本，是因为在我们运用后发优势的过程中，往往对于借鉴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情有独钟，却常会忽视其相关经验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例如，上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借鉴日本经验而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而此时日本政策性金融的麻烦已积重难返。2007年我们开始推动国开行代表的商业化转型，而此后全球金融危机又使各国政策性金融体系或多或少有所加强。由此看来，倘若无法抓住比较分析的精髓，就会出现与海外趋势的步调错位，抑或是不成功的模仿，或是使改革走向极端。再比如，1995年央行公布《主办银行管理暂行办法》，从1996年7月起，在部分城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主办银行制的试点。此后随着日本主办银行制遭遇困境，加之水土不服，这项改革也迅速被抛弃。细想之下，如果创新出中小企业主办银行模式，引导地方小银行与小企业的有效结合，是否有可能成为一条合理的借鉴之路呢？

  德国模式在危机中表现不错，也有其内在原因。如出口导向支撑的制造业进步，相对成功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重视支持小企业，企业有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双委员会制度”有效平衡了股东利益和其他内部主体利益等等。在面临新挑战时，我们又看到在出口导向模式下，外需放缓正在迅速侵蚀德国的经济增长能力。另外，财税制度对企业的压力，政府行政管理的过于烦琐，也侵蚀着其经济效率。因此，即使要借鉴德国模式，究竟该学些什么，值得我们深思。起码无论是其经济增长模式，还是过于复杂的企业内部结构，似乎都不是值得我们照搬的。

  可见，要学习他国经验，必须认识到，没有一种模式值得完全借鉴，任何国家的模式都是不可复制的。对此，只能是明确思路，找到其中值得挖掘的几个亮点。同时，划定历史阶段和比较标准，否则在短期内、从几个侧面，根本无法判定其整体模式与具体经验的成败与否。

  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巨型经济体，海外经验已难以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系统性借鉴。一路追赶过来的中国经济，已是“三十而立”，学习和借鉴已无法提供发展动力，理应对自己所走的道路有所认识和坚持，而这更多来自于改革经验和经济学的原理常识。例如，在政府与市场边界这个无解的永恒主题上，唯一能认识到的是避免过犹不及，若政府干预和体制复归过甚，就需要适度转向和回收。

  关于日本的再反思也告诉我们，对我们这样得了“缓慢恐惧症”的经济体来说，经济减速未必是坏事，与其“披头散发”强行奔跑，还不如放慢节奏，用些苦口良药，或许反而能使多数公众享受到增长的好处。这既需要破除高增长能解决一切矛盾的迷信，也需改变引发GDP追求的行政主导与地方经济体制。

  在全球一体化的幻影中，在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中，也许只能坚持用经验、常识与原理来支撑本土模式的创新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