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日本经济新闻》12月14日社论
美国应避免激进财政紧缩
美联储（FRB）强化了金融缓和。FRB决定在失业率从目前的7.7%下降到6.5%之前将维持事实上的零利率政策。即便在卖掉短期国债购买长期国债的扭转操作（Operation Twist）在今年到期之后，也会像现在一样每月购入45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以补强每月购入400亿美元房地产贷款担保证券的第三波量化宽松政策（QE3）。这是为支持美国经济而做出的持续性政策努力。
雷曼冲击已过去了4年，美国经济的基础在慢慢恢复。家庭债务偿还和住宅市场调整进行得有条不紊，就业形势也在持续改善。但是大型减税的失效和政府支出的强制削减导致了“财政悬崖”，这恶化了家庭和企业的心理。FRB的意图便在于缓和这种危机感。这值得日本未来的新政权和日本银行借鉴。
但是我们必须密切注意金融缓和的副作用。FRB把未来一两年的物价上涨率不超过2.5%作为目标，这是妥当的。接下来就要看白宫和国会的表现了。世人担忧明年1月美国是否能避免激进的财政紧缩政策。如果采取激进的财政紧缩，不仅会给美国还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危险。FRB说“财政悬崖影响过大，FRB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因此，希望美国的朝野两党能够超越在是否向富人增加税收、是否削减社保费用等问题上的对立，寻求妥协点，不仅要避免财政紧缩，还要确立中长期削减财政赤字的目标。（梁宝卫 编译）
◎《金融时报》12月13日文章
银行能回归谨慎的逻辑吗
银行家以信用为生。无论是借出还是借入，都附有承诺。银行流动性和偿还能力的危机是周期性的。但是2007年至2009的危机及其逗留不去的余波则难以平复。
200年来，花旗集团在循环危机中周而复始地运作，每每都能渡过险境，重获新生，而这也是美国银行过去的真实写照。这段过去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原始和现代。从内战开始到大萧条前，银行自我照顾，没有联邦存款保险，没有银行因太大而难以倒闭。一个好的银行家在短期商业票据而非资产的担保下发放借贷。在那个时代，资本家承担下降趋势的成本，同时也收获上升趋势的利润。毕竟银行是股东的银行，而非纳税人的银行。花旗集团的先驱者在那个美好时代不支付利息，但却持有最强的储备，因为储户感到他们的钱存在银行中比购买政府债券要安全。1900至1913年间的纽约银行业也都成功地获得了拓展。
大萧条开始后，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出现，个人主义为金融集体主义让路。大萧条时代的管制加强了金融谨慎。随着大萧条记忆渐逝，新一代银行家开始采取不同做法。资产借贷开始变得庞大且刺激。花旗集团在每个迅速发展的领域开展行动，也确实获得了极大成长。但在20世纪80年代，商业房地产熊市将成百上千的银行几近逼上绝路。虽然花旗银行挺过了这场危机，但却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家企业在2007年至2009年的这场危机中存活下来，它变成了美国的受监护人，更糟的是成为国家的“宠物”。100多年前，纽约化学银行总裁乔治·威廉姆斯曾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敬畏上帝”，但敬畏上帝与敬畏社会化风险是难以同时满足的。
（作者系《格兰特利率观察家》创始人及编辑詹姆斯·格兰特 贺艳燕 编译）
◎《经济时报》12月15日文章
减排，没有国家能推卸责任
联合国气候改变会议12月7日在多哈闭幕。会议的结果再一次显示尽管国际协商进展缓慢，但仍具有进步性。此次会议协商的核心，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能源转型的挑战。曾经的能源转变在各个时代缓慢地更迭。直到18世纪，煤炭才替代了木柴，而石油替代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也耗费了一个世纪之久。现在气候变化促使人们发现并利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并提高能源效率，而这一紧迫感要高于以往任何时代。
低碳生活要求全球参与。因为即使现在排放量较低的经济体，也会随着其经济发展规模和步伐的增速而演变为排碳大国，除非他们开始支持清洁能源的开发及使用。目前，澳大利亚、白俄罗斯、克罗地亚、冰岛、哈萨克斯坦、挪威、瑞士和乌克兰采取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目标。
联合国有助于促成全球决议，但对各国本土内的具体实施就力显不足了。各国在资源可持续性、稳定性和竞争性方面的考虑是采取行动的重要驱动力。一些国家已制定了2013年的碳价格，这覆盖了全球经济的30%和排放量的20%。 2011年，已有118个国家制定了气候变化立法或可再生能源目标，这是2005年的两倍多。在联合国框架外，本地的志愿性努力也在广泛出现。2010年世界电量的20.3%由可再生能源供给，而2006年这一数值是3.4%。清洁能源的投资已超过万亿美元，并有望每年增长4000亿美元。
面对气候改变，各国应走出零和心智模式，采取合作态度来寻求共享目标。金融部门、私人部门和科技部门都可以在此议题中做出更显著的努力。
（作者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