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

  只想把到手的牌打好

  ——评《邓小平时代》

  ⊙潘启雯

  “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多的人民的生活作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与他相比？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对世界史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在《邓小平时代》中，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誉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对这位前中国领导人给予了如此评价。

  早在2000年，傅高义从哈佛退休后在韩国度假时，遇到了以《两韩：当代史》闻名的《华盛顿邮报》亚洲事务资深记者唐·奥伯多弗，这位老友对傅高义说：“你应该写写邓小平。”傅高义也认为当时是研究邓小平的最佳时间。因为很多年谱材料已被整理和发表，很多回忆录已出版。此外，他还有后来的历史学家无法利用的机会：他能跟邓小平家人、同事以及这些同事的家人交谈。不过，《邓小平时代》不同于一般的传记写作，叙述重点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之后的政治生涯，纵贯邓小平时代的起始、展开、挑战和终曲。这是一部个人与时代的“二重奏”：既关注邓小平其人，又关注整个转型的中国。

  其实，有着“中国先生”称号、在成为美国最有名望的“中国通”之前，傅高义首先是个“广东通”。他曾写过两本关于广东的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和《先行一步》。前者写1949年至1968年这20年间，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个省份的建立和当地人对制度的适应；后者分析1978年至1988年间中国社会制度形态的转变。两本书写了新中国两种不同的政治格局。在前一种格局下，广东“落后”挨批，后一种格局下，它先行一步。

  虽然有关于中国的两本书垫底，但傅高义写邓小平并非易事。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从事地下工作时，邓小平就学会了完全依靠记忆力。“文革”期间批邓的人想搜集他“犯错”的文字记录，结果一无所获。邓小平的大多数谈话或会议发言都不需讲稿，这是研究邓小平的学者都会遇到的挑战。然而，作为 “中国通”，傅高义对邓小平的把握既能入乎其中，又能站在中立的学术立场上而出乎其外，让人们能全面把握邓小平及其整个改革开放时代。

  傅高义以为，邓小平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使整个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改革：官员们逐渐从一个严重受到意识形态禁锢的队伍，变成了一支更加开明务实、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的组织。诚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

  邓小平领导风格的鲜明特点是，几乎从来不在基本政策上亲自率先搞改革。回顾改革开放前十年的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始于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乡镇企业，启动价格双轨制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经济政策转向的提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些几乎全都不是邓小平本人提出和发动的。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创举，据傅高义的分析，也是最先由谷牧等人在系统调研了国外各种经济开发区的基础上提出，邓小平只是起了“特区”的名字。再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万里首先在安徽搞起来的。

  傅高义在谈到这些事情时指出，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他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提出新思想，而是维护党的领导地位，把握政治路线大方向。这反映了邓小平最高明的一面。傅高义一再强调，在邓小平的改革之前，世界上所有共产党国家在经济改革上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因此缺少可以借鉴的经验，邓小平在改革政策上不亲自出击，反而证明了他的智慧，体现了他坚持以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性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傅高义看来，“不断学习”是邓小平成功的一大法宝。邓小平1974年在会见一个美国大学代表团时曾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甚至在他已执掌了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后，他也没有停止向他人学习，比如同邓小平交往密切的船王包玉刚。邓小平欣赏包玉刚在现实世界中取得的成就，也看重包玉刚身上他所缺乏的一点，即同很多世界级领导者的交友和对他们的认知。

  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之后，曾访问了包括新加坡、美国和日本在内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李光耀曾在回忆录中记述过邓小平同他的交谈。李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刺激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愿望，因为新加坡同样是个华人社区，但当时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在美国，直觉让邓提出，要到华尔街去看一看。他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在访问美国和日本时，他拜访了小福特和松下幸之助等当时最知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甚至当面反驳了他：当邓小平提出，希望包括松下在内的日本公司能通过输出专利和技术来帮助中国时，松下幸之助很不客气地说，这些专利和技术都是私营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不能输出到中国去。作为对比，可以看看普京的例子。在有一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当戴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主动向普京示好，询问包括戴尔在内的科技公司可以如何帮助俄罗斯提升科技水平时，感到自尊心受挫的普京回答说，俄罗斯不需要这些帮助，俄罗斯的数学水平要好于美国。

  傅高义还发现，“无意与人斗争”是邓小平的另一个性格特点。邓小平最反对的事就是党内派系林立。他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之一就是“派性”。但持有不同观点确属人之常情。即使对邓小平而言，也不可能不受到不同意见的掣肘。这时邓小平并不一定要与人分出胜负或者对错，他只要自己想要的结果。“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就像他经常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

  “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傅高义如此评价邓小平行事和为人，可谓生动又形象。比如，邓小平批准了个体户的存在。个体户可以解决国有企业所无法解决的增加就业问题。但《资本论》说，资本家雇佣工人数量达到8个人就算剥削。这被解释成只要雇佣7个人和7个人以下，就不算资本家。邓小平和陈云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对不断出现和扩大的私人企业采取“看看再说”的态度。当私人企业不断扩大，指责其为剥削的声音出现时，邓小平并无意同人争论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和社会主义的路线。他只是举了傻子瓜子的例子：“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傅高义赞扬邓小平的这个举动：他“既机智地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又鼓励了更多就业，使更大的私营企业得以立足。”同样的例子是，邓小平不会同他的辩论对手们争辩说意识形态不重要，他只是谈论“黑猫白猫”。而当邓小平在退休后感到“改革开放”的乏力时，他没有发动一场运动或是辩论，而是选择“南巡”，以实际行动从微小之处破冰。

  提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傅高义多次使用两个比喻，一是“钢铁公司”，一是“绵里藏针”。这两个观察都很到位。邓小平做事一贯坚忍不拔，今天人们把这种品质叫做执行力，但他并不是锋芒外露的人——他知道如何在正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家最可贵的品质，这也是从其他书本里绝对学不到的本领，它只能与个人的性格和经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经验智慧与眼光。相较于国内学术界喜欢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傅高义更愿意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经理”。傅高义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的，所以并不是先由邓小平设计好蓝图，然后再让大家按部就班地贯彻落实，而是先让下面试验性地推行改革，取得经验后再做决策，向全国推广。除此之外，傅高义还像很多人一样，常把邓小平称为“实用主义者”或“实干家”（pragmatic），只有这样来认识邓小平，才能理解邓小平时代的许多特点。

  《邓小平时代》给人们留下一个难得的思考视角就是：针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邓小平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改革，而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为社会做一点实事。他不是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动力，而是行动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动力。

  很多西方人看今天的中国，觉得是个很奇怪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政权居然能成功引领一场规模浩大的“经济奇迹”，这也是近年来不断有人谈到“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原因。由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但深刻改变了中国，也大大改变了世界格局，傅高义甚至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唯一大国”的前景也已依稀可见。他在本书的前言中说，面对这样一个崛起的超级强国，西方人必须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不然对双方都不利。更深入地认识邓小平，则是取得这种理解的关键。不过，傅高义没有表示认同“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之类的说法，他仅仅希望人们能通过对邓小平的了解，去认识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内在机制。

  在《邓小平时代》的最后一章“转型的中国”，傅高义简单罗列了邓小平留给中国政府的种种问题，这是全书写得最草率的部分。作者似乎没有认识到，邓小平取得的经济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继续发生何种影响，与他的成功相伴随的各种问题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比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更重要。而事实上，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与邓小平的改革成果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因此一具体到如何推进改革，人们的分歧仍然很大。这些问题在邓小平生前就存在，由于经济发展使之看上去还不那么急迫，但在当下看来，已经变得难以容忍了，比如“两极分化”。应当说，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果，至少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使顺利的制度转型具有潜在的可能，如果能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完成制度转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肯定会更上一层楼。“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干更多实事”、“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会更积极地推动缩小中国当下悬殊的贫富差距”……一个个“假如”的背后，流露出傅高义用十年时间研究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