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初的深圳晴空万里，远离北京雾霾，也全然感觉不到上海的湿冷。早上8点半，新华信托董事长翁先定已经在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新华保险大厦16楼的新华信托深圳业务总部，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安排。

  现年52岁的翁先定个子不高，鬓角发白。说话快速，走路迅疾。在一间会议室里，他坐着自己的“专属”座位，与记者见面。

  上世纪90年代初，受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大批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主动下海创业，翁先定也是其中之一。1993年，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倡议发起成立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翁先定负责组建并出任总裁。此后的10多年里，他发起设立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新华信托投资公司。2008年8月，中国银监会批准英国巴克莱银行成为新华信托国际战略持股人，翁先定出任新华信托董事长。

  20年中，翁先定历经中国信托业几度沉浮，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亦渊源颇深。在他出任新华信托董事长的四年多时间里，中国信托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而新华信托则在湍急的行业洪流中树立了“激进”的形象。

  2012年末，新华信托管理信托资产规模达到930亿元，相较2008年末的231亿元，四年翻了四倍多。多年来，新华信托从传统的融资类信托入手，以房地产信托和工商企业并购贷款信托见长，激励机制与行事风格同样受人瞩目。

  面对2013年积聚的信托风险与严峻的资管竞争，翁先定说，中国已经迎来大财富管理的时代，这与中国资本市场之前的任何一次变革都不同。“中国需要一个公平竞技的平台，这将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真正走向成熟。而新华信托在其中希望做一个领先者，这也是每个新华人的梦想。”

  ⊙记者 邹靓 ○编辑 于勇

  从资本饥渴时代走进大财富管理时代

  以前是资本饥渴的时代，大家做的都是融资。而现在是财富管理的时代，应该有大投行大资管的观念，不管是说资产管理还是财富管理也好，只是不同名词的区别，其实不同的机构是在同一个市场里做同一件事。

  在“下海”组建新产业投资公司之前，翁先定一直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体制内。1987年，翁先定先后任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金融司金融处副处长和证券处副处长、处长；其后任深圳市计划局局长助理，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证券业、中国信托业的制度变迁如数家珍。

  “虽然我2008年才任新华信托董事长，但其实我在这个行业的时间已经很久了。80年代的时候老百姓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富余财产，一开始谁都不了解（信托）。在西方，信托已演化出非常专业化的法律架构，而在早期的中国，确实是在没有太多研究的情况下就引进了信托制度”，翁先定坦言，“我也是在经历多次行业整顿之后才逐渐认识到信托制度的功效”。

  中国最初的信托，是为适应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而生。“从某种角度上看，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推进都有信托业的贡献，包括产品创新，包括人才储备。而往往都是信托照亮了别人，牺牲了自己。”翁先定称，“例如，在21世纪初，新华信托曾是信托行业里债券承销规模最大的公司，后因政策限制被迫退出。”

  2012年中国金融市场的最大变化，是大财富管理时代的到来。“以前说财富管理是以银行为主体，但其实银行能够提供的产品很少，仅限于黄金、外汇、债券等品种，其他很多都是由信托来做。”

  本轮资管新政中，证券业、基金业、保险业先后放开投资范围，相关监管部门扶持证券机构开展资管业务的意图相当明显，业界高呼“财富管理战国时代”已经到来。翁先定认为，更多机构的进入，将对财富管理之前的结构带来很大冲击，三五年内或许就会出现资产上万亿的财富管理机构，“这个以前是想做也不可能做起来的”。

  “财富管理的市场很大，以后可能是几十万亿，甚至和银行信贷相当的规模，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必定会奋力抢占市场。”翁先定对此颇为淡定，“打破制度壁垒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好事，很多以前只允许信托机构做的事，现在证券机构也能做。这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形成统一的大资管市场是有益的，但一个健康的市场不应该通过监管规则厚此薄彼。健康的市场靠实力吃饭，而非靠牌照吃饭。”

  “以前是资本饥渴的时代，大家做的都是融资。而现在是财富管理的时代，应该有大投行大资管的观念，不管是说资产管理还是财富管理也好，只是不同名词的区别，其实不同的机构是在同一个市场里做同一件的事。” 在翁先定看来，这一轮资本市场的变化与以往都不同。

  他说，财富管理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中国资本市场将走向成熟。从监管机构到从业机构甚至到媒体，都应该看到这个趋势，支持和促进这种变化，尽快形成统一管理的资产市场体系。“中国资本市场需要一个平等竞争的平台，让不同的机构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中竞技。我个人认为，这一轮的资本市场发展一定会上一个新的高度。”

  新华的“三部曲”

  翁先定口中的“过渡三部曲”，指的是未来新华信托的三大业务方向：投资银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他认为，迈好这三条腿，基本就能够搭建起资本市场的服务机构。

  1998年，新产业投资公司从工商银行手中接下“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重庆新华信托。多年来，翁先定带领下的新华信托更像是投资银行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信托公司。

  早在2001年，新华信托就确立了长期发展战略。翁先定说，新华信托要做中国财富管理的领先机构和资本市场最好的服务机构。“最开始新产业接手新华信托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业务可做，靠代持等制度红利维持生存。2005年，新华信托停掉了托管业务，开始往投行方向转，这是新华信托‘过渡三部曲’中的第一步。”

  翁先定口中的“过渡三部曲”，指的是未来新华信托的三大业务方向：投资银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做投行，特别是融资，必须要挑选有财富创造能力的公司，在增值中取得收益；做资管，在瞄准高净值客户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投管能力。而财富管理，我们才刚刚开始。迈好这三条腿，基本就能够搭建起资本市场的服务机构。”

  在信托行业第六次清理整顿中留存下来的67家信托公司中，新华信托是第一批获得换发牌照的公司之一，在2007年前若干年，新华信托的主营业务收入在行业内排名第一。随着中信信托、平安信托、外贸信托等行业巨头迅速崛起，新华信托在信托管理资产规模上显然并不起眼，但其资本利润率在行业内依然屈指可数。

  “我们和大国企不能比，在历史渊源和资源上我们并不占优势。新华信托把自己定位为服务机构，就会在很多方面进行探索，创新才是新华的生存之道。”翁先定这样说。

  喜欢创新的翁先定说，自己也更愿意与创业型企业家合作，因为他们敢冒险，有创新能力有原始资本。这些人才能创造财富，才能给客户利益。

  过去几年里，新华信托始终将关注点放在房地产信托和工商企业并购贷款信托领域，其旗下中邦、华岳、普天系列投资并购基金集合信托均持续发行。

  根据国外成熟金融市场的经验，并购业务能够驱动的收益占到大投行业务的60%以上。在翁先定看来，并购业务链接融资和投资两头，而信托正是做融资安排、投资管理最好的平台。新华信托在2006年前后开始探索并购业务，但在探索的最初进展并不顺利。他解释道，“信托公司在并购业务中充当财务顾问、安排融资、管理投资，利润丰厚又可持续，但并购业务是个很大的系统工程，国内的制度本身仍然存在障碍。”

  “信托业没有太大问题，最大风险只在于流动性”

  悲观的人说，2013年信托业有可能面临系统性风险，翁先定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信托面对的是竞争管理的问题，该竞争的要竞争，该资产处置就得资产处置。即便是要处置，信托资产也都是很好的，信托业没有太大问题，最大的风险只在于流动性。

  新华信托对于业务方向的选择来自于市场。相比之下，房地产业务显然更“看得见摸得着”。“我们看几个高收益的领域如房地产、高科技、资本市场，其中资本市场在前几年一直处于低谷，高科技行业很难量化，唯有房地产行业能够支撑信托客户的回报需求。整个2012年，信托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以千亿计，近年来房地产等实业领域的高速发展成就了信托业。”

  公司2011年年报显示，新华信托将主要业务定位在“房地产、基础设施、私人股权投资、证券投资、资源类投资”五个方面，其中房地产业务占到了当年信托资产运用的41.49%。

  翁先定说，房地产信托我们做质押都在50%以上，如果发现势头不对，就果断卖掉。一些人对此有意见，但是没办法。接盘的人更敢冒险，敢于不断抄别人底。“但不是我抄底。”

  诚然，2012年房地产信托的第一波兑付高峰比预期中来的平稳，然而，由于融资方资金量断裂、融资方深陷民间融资、信托销售多重转包等种种原因，依然有多个信托案例爆出无法如期兑付的风险事件。

  悲观的人说，2013年信托业有可能将面临系统性风险，翁先定对此并不认同。他说，中国最大的风险绝不在信托，反过来说是大家对信托寄予的希望太高了。“刚性兑付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从法律结构上看，信托公司并不承担兑付责任，更多的是管理职责。大家把信托当成银行来看，赋予其高度的社会责任，用刚性兑付的文化成就了信托。但风险依然存在，信托面对的是竞争管理的问题，该竞争的要竞争，该资产处置就得资产处置。即便是要处置，信托资产也都是很好的，信托业没有太大问题，最大的风险只在于流动性。”

  与此同时，房地产信托的成熟也让翁先定的目光看到了更远处。“信托不能就此停下脚步”，翁先定说，

  “近几年我们尝试做资产管理，在地产上涨的年份里，贷款很容易，业主就不会愿意与投资者分享，但现在不同。房地产信托业务已经非常成熟，我们对资产证券化已经着力研究了两年，现在政策条件也有利，这就是房地产信托向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华丽转身的最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