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有其内生性机理，既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所引致的核心内生变量，更有赖于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追求自身结构升级的积极性。上海完全可以发挥在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上的优势，建成战略产业运营中心，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基石。

  章玉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期间，再三强调要用开放促进改革，要以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自3月17日在“两会”记者会上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升级版”概念以来，李克强近期多次提出该命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最高决策层对中国经济低效率现状的忧虑， 凸显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高难度，扭转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倾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充分的信息和准确的数据是理性经济决策的前提。作为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均相当丰富的新任总理，太清楚今日中国经济的矛盾所在。不客气地说，在去年中国高达51.9万亿元的GDP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有效经济产出的比例，恐怕不会超过60%，而其中大约又有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从地区经济增长分布来看，最近几年，除个别省份外，凡是经济超高速增长的省份，其经济增长质量往往与经济增速成反比。例如，2012年，贵州经济增速14%，高居全国第一；上海只有7.5%，居倒数第一。从统计结果看，除上海外，其他省区市的GDP增速均高于7.5%的全国平均水平。但有谁敢说，贵州的经济增长质量也居全国第一？遗憾的是，这种GDP唯上的发展观念，依然在今年各地的“经济军令状”中得到充分体现。不久前公布的31个省区市的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中，竟有24个省、区将目标设定在10%以上，北京和上海依然比较理性，分别是8%和7.5%。足见，在既有政绩考核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不少地方政府唯GDP至上的意愿依然那么强烈。

  沉疴淤积，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潜力几乎已挖尽的中国经济，如今再难承受既有增长路径带来的诸多经济负担。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与教训来看，如果不优化经济增长路径，中国经济若要求得后续30年的6%左右的增速，也是超高难度命题。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上述增长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端的进一步恶化。还在2003年，当中国经济总量还只占世界经济总量4%的时候，资源消耗量占全球资源消耗量的比例就高得惊人：石油消耗占7.4%、原煤消耗占31%、铁矿石消耗占30%、钢材消耗占21%、氧化铝消耗占25%、水泥消耗占40%。而到了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居然占到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71%。2012年，中国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6.2亿吨标准煤，几乎与美国相当，而美国的经济产出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十年过去了，中国高能耗、低产出的现状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如今，中国要花4至5亿元的投资，才能增加1亿元的GDP。而欧美工业化国家一般只需1至2亿元即能产出1亿元GDP。中国过量投资主要是靠银行信贷支撑的，太多的无效投资不仅加剧产能过剩，并使银行系统积累潜在的不良资产，还会进一步加剧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

  可见，作为全世界最具动员能力的政府，尽管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早已是八段高手，但在经济增长的约束瓶颈已经全面到来的今天，理应深入思考如何尽早摆脱既有经济增长路径的依赖，以尽快将经济发展切换到有效经济增长的轨道上来。

  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有其内生性机理，既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更有赖于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追求自身结构升级的积极性。当前尤须充分发挥上海等地在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以及参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分工的专业服务优势，确立中国经济升级的战略支撑点。

  具体而言，应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比较优势，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以加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趋势。

  为切实化解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需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后期，保持一定的投资率是必要的，但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已过大，且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因此，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迫在眉睫；政府要做的是简政放权，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须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让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中国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不足1%，大部分工业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技术创新活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面临巨大约束。基于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共识，政府亟须积极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引导企业在承接世界产业结构与技术转移，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战略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合理整合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研发与高端制造能力，瞄准世界前沿水平的关键技术，以高水平的自主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发挥上海在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上的优势，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为抓手，提升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依靠国际化大都市的向心性形成新的地理力学。以期在关乎中国产业安全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产业领域的价值链生产环节承担中枢功能。最终将上海建成战略产业运营中心，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基石。（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