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已开始逐步下降，经济增速将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我国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由快速追赶后的增长开始自然回落的中长期因素主导，加上需求周期波动的短期因素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素共同作用使然。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成熟时的放缓，也有区别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停滞。我国当前经济下行具有混合特征。只要能有效消除体制障碍，避免系统性风险爆发，有条件建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从时间上看，我国经济发展最富有挑战、最激动人心的阶段正在开启。

  ⊙陈昌盛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增速年均达到9.8%，比全球同期平均增速超过6个百分点。从1978到2012年，人均GDP由154美元上升到606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由220国际元上升到9100国际元，由一个低收入国家迈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货物贸易占世界份额由不足1%，到成为全球第一货物出口大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GDP总量达到8.2万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高速增长并不能永远持续，受内外环境、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将开始逐步下移，经济运行的脆弱性有所增加，一个充满挑战，同时更加接近高收入社会的新阶段正在开启。

  潜在增长率将逐步下降，发展进入新增长阶段

  第一，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储蓄率和投资率呈下降态势。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逐步降低，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作用，我国人口呈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特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将在2015年达到，老龄人口抚养比将快速上升。长期来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将明显削弱，居民储蓄率会下降，进而使投资率下降。国际经验表明，投资率的峰值期与经济增速的峰值期基本同步。

  第二，现成可利用的技术空间缩小。追赶国家之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走完先行国家多年走过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利用现成的先进技术和制度，以推进其全要素生产率（TFP）快速提升。但当自身技术逐步向技术前沿靠近，那些可以低成本获取的前沿技术和经验逐步减少。根据国际经验，追赶型国家的TFP增长速度呈现阶梯式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后，TFP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当快速追赶学习期结束，技术上快速跨越的步伐将明显放缓，表现为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

  第三，工业化特征的内需增长空间逐步变小。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是产品生产的标准化、规模化，工业内部分工不断细化，中间投入不断提高。与之相伴随，一方面对重要工业品和资本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如钢铁、电力、汽车、水泥、家电等产量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是人口和要素的集聚，国内市场日趋一体化，城市化率快速提升，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经验证明，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主要工业品生产的峰值也将同时出现，而且城市化率增速趋于放缓。根据这一规律和我国现有人均重要工业产品水平推算，钢铁、水泥、房屋建筑、汽车产量的绝对峰值或增速峰值会自2015年后逐步出现。

  第四，出口增长速度会有所放慢。融入全球化，外需空间得到快速拓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贸易占世界份额（11%）已经与日本、德国历史峰值水平相当。随着我国产业升级，“两头挤压”的情况日渐明显。一方面，随着我国出口产品进一步升级，竞争对手将更加强大（主要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错位竞争将为变为同质竞争，抢占国际市场空间的难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传统出口优势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加上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这都将使我国出口增速逐渐放缓，预计原来超过20%的年均增长将下降到10%左右，对经济的拉动左右趋于减弱。

  追赶型经济体经历高速增长后，增速会出现两类不同性质的回落

  工业革命以来的各国（经济体）的增长历史显示，经济有起飞，就有降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保持高速增长。其中，追赶型经济体往往能利用技术、管理、市场和制度等方面的现成经验，经济增速在一段时间内会明显提高，与先行经济体相比，达到一定发展水平所用的时间明显缩短，呈现出一种压缩式快速增长特点。例如，人均GDP从1800到11000国际元，英国用了141年，美国109年。而日本用了54年，新加坡用了37年，韩国仅用了27年。而且追赶经济体的初始人均GDP水平越低，追赶进程中经济平均增速就越高；起飞的时间越靠后，达到特定发展水平所用时间就越短。

  但历史表明，不是每个能起飞的经济体，都能顺利实现工业化并平稳降落，追赶过程中不少经济体会中途掉队。1960年以来，全球有101个国家经过短期快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直到2008年其中只有13个国家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基本完成了追赶任务。例如日本、韩国、波多黎各、毛里求斯、新加坡和以色列等。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顺利完成这一个过程，在追赶的中途掉队，因种种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如部分拉美国家和不少前苏东国家。

  经济追赶中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情况。一种是成功实现工业化，基本完成追赶任务后的增长减速，钢铁、水泥、基础设施等产量或增速峰值也大致出现在同一时期，回落发生的时点一般在人均GDP达到11000至12000国际元。日本、韩国等都是二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国家，基本都符合这一规律。另一种则是追赶任务并没有完成，却因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社会分化或其他原因，追赶进程中断，经济长期陷入停滞或倒退。回落时点往往发生在人均GDP4000至6500国际元时段，工业化并没有完成，且经济增速回落幅度更大，多数超过5个百分点或50%，经济发展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小，但风险因素犹存

  发展战略或体制长期僵化，适应能力下降；没有使更多人参与到现代产业的发展；收入分配恶化且缺乏有效调节机制；社会分化使达成社会共识难度增加等，是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共性原因。我国目前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凸显。

  首先，受改革复杂性增加和利益集团干扰，使我国近年来改革步伐有所放缓，部分体制僵化、束缚经济发展潜力释放的问题有所突出。其次，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有所恶化，基尼系数持续高位（2012年为0.474），个人发展对家庭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的依赖度增加，社会纵向流动性有所下降，腐败和司法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再次，虽然我们没有形成拉美、南非式的贫民窟，城市新二元问题确实开始突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再与经济增速下行叠加，社会不满情绪会进一步放大，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不完全是杞人忧天。

  同时也应看到，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当前人均GDP水平已经远超越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4000至6500国际元）；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总体仍保持灵活，并具备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能力。虽然大家对现状存在诸多不满，但并不否定国民整体福利得到明显改善的事实，深化体制改革的共识仍在，改革的总体方向并没有出现严重分歧，社会主流期盼改革、拥护全球化、支持深化开放。这就决定了改革有条件达成共识，而且新一届领导也展现了改革的更大勇气和决心。因此，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总体依然比较小，至少具备迈过这一关口的基础条件。

  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化呈现混合特征

  我国当前人均GDP为9100国际元，低于成功追赶经济体自然回落时点的11000至12000国际元，又高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4000至6500国际元，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是一个例外。

  首先，11000至12000国际元是一个平均规律，不同国家存在一定波动范围。按照相对较低增长和汇率升值速度，3年左右时间我国经济就会进入这一平均范围。其次，以上提及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因素，对我国经济潜力释放形成了一定约束。更重要的是，与很多市场化改革比较彻底的成功追赶国家相比，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展并不平衡。要素领域价格不顺、市场分割，基础产业开放不够、准入不公平、竞争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问题依然突出。在微观上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观上则出现了产能过剩与供给能力不足并存，严重抑制了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空间的释放，从而使经济运行显示出增长提前下台阶的一些特征。

  我国当前经济表现出增长阶段转换的特征，是由快速追赶期后的增长逐步开始自然回落的中长期趋势因素主导，加上需求周期波动的短期因素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素共同作用使然。表面看不符合国际经验，实质上则并不例外，而且具有混合特征，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将不可避免。

  有条件建立新动力和新优势，实现更长时期的健康发展

  这种混合特征也意味着我国有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只要应对得当，这个转换的过程就会渐进推进、比较平稳，有条件建立新动力和新优势，顺利完成工业化进程。

  一是“改革红利”空间依然较大。市场、政府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任务繁重，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只要能有效凝聚共识、加快推进改革，就能释放出新的活力和动力，资本存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TFP有望在相对高速延续更长时间。

  二是城镇化潜力依然巨大。我国城市化率偏低，特别是质量偏低，大量已经进程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市民化，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仍蕴藏着巨大需求潜力。而且城市化与信息化、绿色低碳等新趋势结合，还能释放出产业升级的新动力。

  三是新竞争优势可能形成。低成本并非中国竞争优势的全部，产业配套、基础设施、高素质人才队伍、内部市场规模等优势仍在，我国人力资本优势正在由廉价低技能工人，向廉价大学生和工程师转变，高复杂度的人力资本密集行业可能孕育着我国新的优势。

  四是居民消费升级方兴未艾。伴随城市化、信息化进程，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升级将持续推进，信息、教育、医疗、培训等服务消费升级潜力巨大。

  五是全球化的新机遇。与那些已实现成功追赶的国家不同，我国处在一个全球化程度明显深化，而且趋势不可逆转的时代，全球需求的增长空间和分工的密切程度都大为提升，一批人口众多的国家（印度、印尼、巴西等）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机会。

  综合以上因素，关键改革如果能够有效启动，根据DRC模型测算，预计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速将由过去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入平均6.5%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即便如此，这在全球范围内仍是一个较高增速。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已经过去，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最富挑战，同时也最激动人心的阶段已经到来，最接近实现工业化并走向成熟，迈向高收入社会并全面实现小康的阶段正在开启。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