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靠什么跳出治乱循环的周期律

  ——读《戒急——成功的变革其实最平静》

  ⊙胡飞雪

  一个有勇气与智慧反思、解剖、批判自身历史和病灶的人，才真正有能力反思历史、解剖病灶、批判社会，这样的人才有可能为大众创造有价值的思想，为社会提供良性运行的正能量。杨连宁已开始这样做了，在当今的环境下，难能可贵。

  在《戒急——成功的变革其实最平静》中，务过农，做过工、办过报、当过教授的杨先生反思、解剖、批判自己，至少讲了两件他不光彩甚或伤天害理的往事，一是在学校停课、无书可读、“知识越多越反动”年代，他去市图书馆偷了12本书，读后为了“销赃灭迹”，又把那12本书投进了粪坑。二是17岁那年，被安排用绳索拖着自杀老农冻僵的尸体去开批斗会。少年时的思与行都很简单，但其社会环境背景却颇不简单，这些人生漫长道路上短暂的片段和细节，贯穿连接着他以后思考社会、检讨历史的长曲线，并成为他在这本书中描画社会运行、批判社会病症、关注国家未来命运的出发点。

  本书A篇主题是剖析传统中国何以深陷在治乱循环的周期律泥足中无法自拔。从公元前202年的西汉时代到1908年清宣统皇帝溥仪登基，历朝历代皇帝208人，平均寿命38岁，其中三分之一死于非命，父子相弑，兄弟阋于墙，乃家常便饭。上层都如此薄命，遑论黎民百姓？所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何以如此？杨连宁的观察是，原因在于虽然官民博弈每次都有输有赢，都要推倒重砌，但国人打牌的规则总是老一套，始终没有更新。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言：“在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通常是为重振某个覆灭王朝而斗争，力求恢复本质上大同小异的社会秩序。”还有统计数字为证：两千年来貌似强盛的盛世，所占年份的比例连20%都不到，其余超过80%的年份，都是国弱兵败的凋敝朝代，败于骑猎游牧民族的频率越来越高。传统中国何以如此让人灰心丧气？旁观者洋人早就看出传统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即做官，英人马格尔尼说，“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德国人韦伯则指出，中国人的偏好读书，是源于中国的政治资本主义，即权力的资本化，依靠权力而不是依靠市场去配置财富、掌控财富。唯有读书高，争当人上人，与百业皆难富，唯有官发财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而杨连宁先生更进一步提出，“缺乏法治的权力”也即人治，作为中国人的“阿喀琉斯之踵”，使得传统中国深陷在历史泥沼里难以自拔。人治，作为数千年官僚集权治理的制度传承的两个要件，一是专制制度以不变应万变的核心硬件，形成了超稳定的抗异拒变性能，二是这个系统周期性死机、修复、重启的病毒软件，造成了生命财产、资源环境的周期性毁损。

  在全球化浪潮中，对中国问题，对中国现代化曲折进程的思考，自然也应有全球化的视野，在《戒急——成功的变革其实最平静》B篇，杨连宁援引巴尔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横向比较了英、法、美、德、日、中、印七个大国的现代化历程，归纳出迈向现代化的三条道路。这七个国家国情各不相同，历史上却都难倒在农民问题面前，走出的三条道路，也都吊诡地交汇在农民身上。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横亘在现代化半路上的农民问题，任谁也绕不过去。七个大国，最终都是或者拆除，或者绕开，或者引爆，或者浇灭了农民革命的大药筒，才分别走上了各自的现代化道路。叙述完摩尔的发现，杨连宁总结道：七大国的三条路径，其实也就是两个选择：选择革命就是选择了激进主义，选择渐进就是选择了保守主义，所有国家都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有所选择。史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人口主体是市民还是农民，或者说，一个社会的人口主体是市场化、公司化生存还是村社化、宗法化生存，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现代化转型是否完成的标志。因而，农民进城，自我消亡的伟大革命能否成功，决定了中国社会能否跳出治乱循环的周期律，最终跨越半路上的火药筒，与现代社会无缝对接。

  全局=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历史影响、决定着现在和未来。1998年夏，俄罗斯隆重安葬了被布尔什维克党满门枪决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俄罗斯人终于卸下了这具背负了80年的沉重十字架。其时在彼得堡街头一位俄国女士对着摄像机镜头如释重负，说：“如果我们没有历史地活着，俄罗斯民族就不会被这个世界真心尊重！”这位俄国女士说的“没有历史地活着”，特指不能文过饰非，不能隐恶扬善，不能屏蔽历史。杨连宁说：我的启蒙史告诉我，假如一代人没有历史地活着，就是懵懂无知地活着，没有教诲、没有精神皈依地活着；一代人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活着，既不能承前也不能启后，岂不愧对先人又愧对子孙，岂不该“独怆然而涕下”？假如一个民族没有历史地活着，相当于海上的一艘巨轮失去了卫星定位，没有了方位感，满船人不知此地是何处，也不知今夕是何年，怎么得了？为什么人们会自欺欺人地活着？说穿了，不就是为了眼前那点儿狭隘的世俗利益吗？为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权力和利益，不惜牺牲良知，抛弃道德，如此这般没有尊严、没有荣誉地活着，人跟动物，还有啥区别？作者何以如此痛心疾首反思历史，他说得明白：早年割掉命根子进宫服侍权力的阉人宦臣们，临终前必得把一直珍藏的那个命根子接续回身上，恢复成全乎人。我要追忆历史，复苏良知，所追求的，其实跟那些被阉割者也差不多：找回命根子，别丢掉命根子——良心不是一个人的命根子吗？

  其实，《戒急》从我出发，谈古论今，都是铺垫，目的都在于回答当今人们该如何行动以创造理想的未来，实现中国梦的问题。作者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认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这个“一”，是在经历了“二”（即两个阵营）、“三”（即三个世界）、“四”（即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东西问题是和平问题的四极问题）的历史之后，才对互利共赢有了更深彻悟的。所以，中国所能依靠的，不仅是楼高车多的现代化外壳，更是相对管理到位、行为规矩、做事认真的现代性内核。中国所需要的，是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让妇女儿童先走”的文明，要抛弃的是成本貌似低廉，实际上却很昂贵的人治，要选择的是成本表面上看似昂贵，实际上却很低廉的法治。中国要改掉“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左撇子打左满舵习惯，摘掉从“反右”至“文革”多年浸染出来的历史有色眼镜，以平常心、宽容心、公允心看待并保护公民政治见解的广谱性，杜绝盲目的有为、有害的建设，要疏导的是民主的权利，民主的选择，民主的纠错，需要的是能为孩子们提供安全且健康的营养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