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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无法承受的剩男之困
——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四十七
观念要与时俱进，人口政策的失误，后果将非常吃亏，无论对个人对国家，道理是一样的。
□孙 涤
让我们先借取韩国的经验来说明阴阳失衡的成因。韩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TFR）已降到了1.2左右，比法国还低。这个趋势引起举国担忧已有多年，却很难扭转过来。过去五十年韩国妇女的教育、就业和收入，随着国家发展和经济崛起有了极大提升，加上婴孩夭折率大幅降低，并且掌握了生育规律和避孕技术，妇女的生育和成婚意愿大打折扣。选择晚婚甚至独身的妇女越来越多，即使结了婚也尽量少养孩子。韩国偏爱男孩的传统根深蒂固，新生儿性别失衡近年来虽已有所纠正，惯性却仍在延续。来看一组数据：韩国家庭的第一胎，女男性别的比例是100:104；但第二胎就变成了100:113，第三胎更上升到100:185；第四胎就更离谱，达到了100:209，人为的干预非常明显。而对劳动力和婚龄人群的性别结构的扭曲，增加了韩国扭转人口萎缩趋势的艰巨性。
科技的累累突破带来了更高的生产力、更平坦的社会、更充分的城市化、更多的教育机会，妇女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选择，促使她们少生和晚生孩子。事实上，技术提供的手段，如妊娠早期就能验证性别、有效避孕和安全堕胎等，助长了偏重男孩的传统观念的实现。在印度，城乡都有大量的广告，“你愿意花五万卢比解决日后五百万的嫁妆负担吗？”（印度有付巨额陪嫁才能嫁得了女儿的陋习）来诱劝家庭放弃女胎，政府虽屡禁而不止。我国某些地区新生婴孩的男女比列扭曲甚至高达130:100，这是传统上从来没有过的，没有相应的技术，显然是不能做到的。
如前所述，经济运行一旦进入正常运行轨道，人口的成长就成为经济持续成长最重要的要素。此时，剩男引起的困扰，要远比剩女来得严重。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人口的恢复功能，几乎全由女性来肩负。战争的浩劫，男性的丧失要比女性大很多，但人口并不难迅速得到恢复，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俄、德国，日本发生过的情况。人类的生殖能力结构的性别差异极大，小比例的男性能轻易使大比例的女子怀孕生育，反之却不可能。在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过剩的男性对人口恢复正常却难有用武之地。无法正常娶妻生子，剩男们甚至要沦为无后的“光棍”。
不用说，这是一种根本性质的失衡，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调和。更令人不安的是，阴阳得不到平衡，“光棍”过于集中的地方，作乱的可能性就会大增。男性荷尔蒙大面积升高，大幅度失衡，负面影响既深且广，而且还是多方位的。过剩的男性荷尔蒙聚集到了高危险水平时，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秩序就会面临根本性的威胁，它导致基础性不安定的社会状态。历史上不少社会动荡，乃肇因于这类阴阳失衡。
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失衡，在经济方面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历史上各国社会治安和发展的经验，再三体现了这个联系。
在经济层面，伴随城市化的建设需要的各类服务将越来越倚重女性，不管在数量还在质量上，都是如此。以美国为例，2009年开始就业人口里女性超过了一半；女性也开始在管理和行政等比较高级的白领职岗里占了多数（51.5%），这个趋势眼下还在扩大之中。例如，美国平均五个本科毕业生里三个以上是女性，女性硕士学位则超过了60%。目前美国的家庭收入超过42%是靠女方赚来的，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比率还只有2至6%。而且平均十个家庭里，倒有四家母亲比父亲的收入高。今天，中国妇女直追美国女性，正在经历这一系列的深刻改变。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同样的：其一、女性的主动拼搏。她们认识到，要能更多发挥自己的价值得靠教育。考入大学的女性在迅速增加，无论人数还是成绩都已明显领先男性； 其二、女性时来运转。技术和组织进步到了现今的阶段，所要求的劳务更适于女性的长处：耐心细致、善于语言沟通、敏于人际交流，正符合新增长的服务业的生产力的要求。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子女养育，收入职位，无不随之起了质的变化。所以不难推论，性别结构的失衡，制约了女性工作者的供应，从而成为高品质的城市服务的瓶颈。
在家庭层面，人们发觉给儿子娶媳妇将变得困难起来。有时你即便买了房子帮儿子娶亲，还不能如愿以偿迎来凤凰；儿子不得不入赘到女家，孙儿改姓女家姓氏，会变得寻常起来。套一句长期投资回报的俗话，生男孩的回报不如生女孩，那才是男孩家庭的尴尬呢。
而从政策层面看，若要在替“一胎制”松绑，不能像广东省目前建议试行的那样，规定在第一胎是女孩时才允许生第二胎，而应直接允许生两胎，对可能的第三胎才做一些适当限制。上文介绍的韩国经验，如果必须老大是女儿才准生老二，不但对纠正阴阳失衡效果慢，甚至还会有反效果。如果大众都能明白人类发展的长期趋势，就不难懂得，即使是生两个女儿，“回报”都可能比两个儿子的更为可观。
总之，与其超支维稳，不如疏导阴阳。观念要与时俱进，人口政策的失误，后果将非常吃亏，无论对个人对国家，道理是一样的。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州）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