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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眼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机构起着枢纽作用。其资产质量好坏，不仅关乎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也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质量。然而，由于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周期波动有滞后性，因此它的问题很可能被掩盖或拖延下来。尤其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到底会有什么变化，值得关注。
——亚夫
■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有顺周期特点。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速下行与结构调整加速的转型期。当经济周期与经济转型期之间相互叠加影响时，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劣变风险就有可能明显增大。
■从微观方面看，当前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劣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产能过剩、企业加杠杆和经济泡沫化问题相互交织，并通过企业之间互保所形成的担保链条加速传导，使经济下行期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风险管理更难掌控。
■在经济转型期与经济周期叠加时，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将面临更加严峻挑战。一是贷款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转型要求；二是“去产能”将使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风险充分暴露；三是“降杠杆”将增加不良资产风险；四是房地产金融资产质量存在潜在劣变压力。
■治理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劣变风险需要采取综合措施。一要加强行业分析，强化信贷政策指导；二要制定相对弹性政策，积极盘活存量资产；三要加大不良资产处置，释放贷款增长空间；四要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促进经济转型顺利进行；五要完善影子银行监管，发挥影子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融资的正面导向作用。
□项峥
一般说来，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存在顺周期性。当经济周期与经济转型期之间相互叠加影响时，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劣变风险有可能会明显增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在未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同时，将大力推进经济转型，势必对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演变趋严峻
实践与历史经验表明，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演变大约滞后经济周期2-3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发放的巨额信贷资产，将于今后几年接受真正严峻考验。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实体经济经营效益下降，已经构成信贷资产质量的潜在威胁。但在信贷资产规模急剧扩张同时，资产质量劣变风险被充分掩盖。
随着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衰减，且在经济运行内在矛盾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从2011年四季度开始，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加，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开始恶化，直到今年第三季度，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劣变势头还没有真正得到遏制。
当前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劣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产能过剩、企业加杠杆和经济泡沫化问题相互交织，并通过企业之间互保所形成的担保链条加速传导，使经济下行期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风险管理更难掌控，因而时不时出现的企业老板逃路事件触发了担保圈风险，影响面较大，对陷入其中的企业经营产生了巨大影响。
2011年12月，浙江杭州一家公司风险事件爆发后，很快引爆了担保圈危机，涉及600多家企业。由金融机构对相关企业采取紧急收贷措施，严重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局部地区、局部行业的流动性收缩效应。
虽然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还比较低，不高于1%，但不良贷款额却在快速增加。截至2013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高达5636亿元，较2010年第四季度末增长30%；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为287.03%，较2012年四季度末下降了8.48个百分点，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运行态势。
不仅如此，影子银行体系的快速发展，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风险往往容易被掩盖，也难以真实反映。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商业银行出于规避信贷规模管控的目的，借助信托公司通道，通过理财产品形式将很多表内的信贷资产转化为表外的信托资产。
截至2013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余额达9.85万亿元。虽然从法律形式上看，商业银行不再承担理财产品的损失风险，而理财产品对应资产的风险与融资管理责任，理应由信托公司和投资者共同承担，但事实上商业银行依然承担着这些资产的风险与管理职责。在银行与信托公司、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基金子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基于资产管理业务的合作业务，往往对应的是银行传统的信贷资产，且商业银行通过“抽屉协议”对这些资产进行隐性担保。客观上讲，这些资产也同样面临信用风险，不过是一些理财产品通过滚动发行，掩盖了项目融资真实存在的信用风险。
还有，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基金子公司涉及的资产管理业务也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潜在信用风险需要关注。据有关统计，今年9月末41家基金公司的子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大约为4600亿元。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2012年全国证券业定向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增长了11.9倍，专项产品增长了2.37倍。
近几年，保险公司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的积极性也大幅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自身并不擅长的间接融资领域扩张过快，将隐含较大的信用风险。这是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管理能力应远远高于非银行金融机构。
转型期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面临挑战
据银监会警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集中风险已从长三角地区向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蔓延。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研究表明，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依然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较高的行业，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的不良贷款还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此外，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不良贷款规模的增速最快。
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国家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表明，过去一直强调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将在未来几年有实质进展。但在经济转型期与经济周期叠加时，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将面临更加严峻挑战。
1.贷款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转型要求
截至2013年9月末，我国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70.28万亿元；其中，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余额达54.26万亿元，占全部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77.2%。如此规模庞大的贷款规模适应了旧经济生产方式的需要。在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下，需要对贷款结构，尤其是企业及其他部门的贷款结构加快调整。但受贷款合同和贷款企业盈利能力的双重制约，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空间十分有限。数据显示，企业及其他部门的中长期贷款约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3，在贷款期限尚未届满时，商业银行无法要求贷款提前偿还。
此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活动利润率较低，今年9月份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09%，呈缓慢下降态势。由此可能会引发贷款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转型要求，增加存量贷款质量劣变可能性。
今年上半年，国务院提出了要“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宏观金融政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融机构加快资产结构调整与优化的进程。但这项工作也面临现实困难。
首先，盘活存量意味着要将收回的信贷资金更多的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仍在培育，若资金过多集中，就有可能再出现类似光伏产能过剩导致银行信贷资产受损的情况。
第二，相当多的借款企业虽然已经失去了发展动力，但涉及数量不少的工人就业，即使可以将信贷资金收回，出于稳定的压力，也不得不重新投入。
第三，出于风险考虑，金融机构对制造业投资趋向谨慎，增量信贷资金也较难及时投向于有发展前景的高科技制造业，其中相当部分信贷资金仍投向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房地产领域。
我国并不缺少政策文件，关键是要将每个政策文件落实。虽然一些政策指向非常明朗，但要想取得预期成效，就必须要有好的传导机制。通常，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在调节结构上作用不大，而信贷政策可以弥补总量政策在结构调节上的不足。但信贷政策长期以来未受到足够重视。特别是信贷政策在激励手段上存在不足，在制约上缺乏工具，使得落实信贷政策基本上要依靠金融机构的主动行为。但这在商业性环境下，能否实现要大打问号。特别是一些限制银行信贷资金进入的领域，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绕道表外对被调控的企业进行资金支持。
目前，影子银行体系监测还没有完全建立，影子银行涉及的资产质量也无法准确统计。从市场信息发布的情况看，似乎影子银行体系资产质量要好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这个判断可能有些武断。因为目前的影子银行体系具备类似滚动发行的机制，可以规避银行信贷只能展期一次和借新还旧的政策约束。因此，只要资金能够接续，就不会发生现实的损失风险。
不仅如此，很多影子银行资产追踪溯源仍来自商业银行信贷资源，很难设想影子银行的融资管理能力要高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对信贷政策的规避，使得全部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调整进程要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反过来又可能会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2.“去产能”将使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风险充分暴露
去产能进程将是我国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风险充分暴露的过程。这是因为，去产能就是淘汰与压缩的过程，意味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规模信贷资金所形成的资本品将彻底退出生产过程。作为这些资本品的货币映射，对应信贷资金完全失去了自偿能力。
应该看到，去产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对企业来说，要壮士断腕，很难割舍。对银行来说，不良贷款快速暴露，将影响到当期经营业绩，难以面对。因此，除非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到不得不披露时，金融机构管理层可能主观上存在掩盖资产质量风险的意图，而将不良资产质量风险留给下任处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五级分类有其科学性，但主要仍依赖于经营人员的主观判断，具备一定的可操作空间，相关报表反映的资产质量与真实情况可能会存在一定出入。
今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规划了未来五年中国化解产能过剩的路线图，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等五个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分业施策，称通过5年努力，实现产能规模基本合理的目标。客观分析，产能过剩并不只是在中国出现，过去美国与日本也曾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而我国产能过剩与资金推动相互交织，就有可能带来信贷资产质量劣变风险。上述5个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投资，多数都大量使用了银行信贷资金，并沉淀为相当数量的固定资产与机器设备。
在去产能过程中，实现信贷资金有序退出，且不发生损失，本身就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如果商业银行对过剩产能行业的企业收贷过于严厉，就有可能让企业一下子陷入困境，并通过我国传统上的互保链条进行风险传导，影响到更多的企业经营。但如果是在维持企业低效益经营的情况下逐步压缩贷款规模，信贷结构调整进展将大大滞后于经济转型的要求。事实上，去产能进程中的信贷结构调整，是“急性发作”和“缓慢等死”的综合权衡。如果行业发展前景十分渺茫，市场需求极度萎缩，选择“休克疗法”可能会更有利于将来的健康平稳发展，但这必须要忍受短期内不良贷款风险急剧释放的结果。
3.“降杠杆”增加不良资产风险
降杠杆将增加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其传导机制在于信用风险的传染。以单家企业为例，加杠杆的作用，使得很多企业的资金链条关联度大大加强。降杠杆则要求企业减少负债规模，这势必会影响到相关联企业的经营业绩，从而对这些企业的现金流产生较大影响，使得资金链条显著绷紧。
因此，若一家企业的杠杆率大幅降低，一方面企业有可能无法按时偿还到期融资；另一方面通过快速的风险传导，影响到上、下游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现金流状况，增加这些企业无法按时偿还到期融资的风险。2011年温州爆发了区域性金融风险事件，可以说与企业降杠杆不无关系。
国际金融危机后，与美国和欧洲等国家企业降杠杆趋势不同，我国企业总体处于加杠杆的过程中。从企业财务费用情况看，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费用高达1.09万亿元，同比增长25.9%，高出主营业务收入增速14.9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后，市场经营活动的资金面约束增强。今年6月份，我国货币市场还一度出现“钱荒”，今年三季度资金面总体趋向紧张。10月份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8564亿元，创下年内次低纪录。为实现更有质量、更有效率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逐步减少贷款投放，盘活存量，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在此过程中，高杠杆企业经营失败的可能性将会明显增加，并威胁到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年，我国企业总体适应了加杠杆的过程，还没有适应降杠杆的要求。在西方国家降杠杆的过程中，企业经营收缩导致就业市场出现恶化。由于二战后西方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福利制度，失业率上升还没有威胁到社会稳定。而我国失业救济制度不完善，社会福利制度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因降杠杠可能引发的失业人数上升可能会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大问题。
因此，在急剧加杠杆后再逐步降杠杆，需要积极稳妥推进。这需要货币政策不能从应对国际危机时的适度宽松向紧缩立刻转变。事实上，从大的方向判断，货币政策目前也是逐步趋向紧缩的过程，这一点在货币市场利率波动上涨上也能得到充分反映。
4.房地产金融资产质量存在潜在劣变压力
当前我国金融资产质量风险还没有完全暴露，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仍保持上涨态势。即使一些资产出现不良，但有抵押的房产与土地可处置，金融机构还不至于陷入恐慌。去年以来，江浙闽等地的不良贷款增长较快，但因为这些区域的房地产市场涨势强劲，信贷资产风险加速演变过程还没有引起金融机构的高度重视，并对今后信贷政策进行重新检讨。
事实上，无论是国别比较，还是历史经验，没有一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可以保持持续的、长期的上涨运行态势。去年第四季度以来至今的新一价房价上涨，与预期推动存在密切的关系。过去十年间国家也先后采取了调控措施，但政策成效却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由于住房需求在观望后的集中释放，加剧了房价上涨压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了加快住房保障与供应体系建设。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没有涉及房地产，但提出了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日前，安徽试点农村集体用地流转，在2015年底前，安徽的20个县、区实现农村集体所有的国有土地确权登记证全覆盖，允许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出让、租赁等方式进行流转，用于工业、商业、旅游和农民住宅小区建设；未来还将建设统计的城乡土地交易市场。
可以预计，未来我国房地产政策将在坚持市场为主、政府保障的前提下，加大住房供应，完善相关的房地产税收制度，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房地产市场运行的轨迹，房价滞涨并回归理性的可能将大大增加。同时，货币政策走向稳中偏紧，利率市场化进程也将加快，有可能会对住房需求的货币层面形成制约。因此，展望未来，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可能性将会明显加大。
应该看到，在房价上涨过程中，房地产信贷资产质量保持稳定，劣变可能性非常小。但在房地产市场迎来拐点后，房地产信贷资产质量劣变的可能性将急剧增加。截至2013年9月末，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为14.17万亿元，如果将土地抵押作为其他贷款的前置条件，房地产运行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房地产信贷资产的质量。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很多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倒闭，呆账和坏账大量增加。1998、1989和1990年分别倒闭的221、207和169家银行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房地产为主的不良贷款急剧增加所造成。从1981年到1989年，储蓄和贷款协会共倒闭998家，亏损额高达2000亿美元。1991年第一季度，美国前八大银行呆账总额为1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7.8%。其中作为美国最大商业银行的花旗银行其呆账增加7.52亿美元，使其呆账总额达到70亿美元。
综合治理资产质量劣变风险
1.加强行业分析，强化信贷政策指导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加强对行业运行情况的分析，根据行业发展前景确定扶持类、维持类、压缩类和退出类的信贷政策，强化信贷政策指导。同时，要强化信贷政策的激励与约束作用，适当赋予中央银行宏观信贷政策指导的权利，并允许其创建相适应的工具。
2.制定相对弹性政策，积极盘活存量资产
国家有关金融当局需要区分行业发展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金融约束。对于市场需求已经严重萎缩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增长的产能过剩行业，要坚决压缩，不惜以不良贷款增长为代价。但对于仍有市场发展前景的暂时产能过剩行业，则要实施差别化的信贷政策，给予适当扶持，并积极盘活存量贷款，提高贷款配置效益。
3.加大不良资产处置，释放贷款增长空间
目前，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方式主要有依法收贷、核销、债务重组、打包出售等方式。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下降，有内部核销消化的因素。通过市场出售不良资产，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部分银行通过金融资产交易所、产权交易中心出售不良资产或抵债资产。综合来看，不良资产处置，可以在短时间内抛下历史包袱，释放新的贷款增长空间，虽然短期内可能使银行经营利润受损，但实际可以换得未来长期稳健发展。
4.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促进经济转型顺利进行
在经济发展现实下，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需要适当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加快不良贷款风险暴露。这些成本是经济转型的必然代价，已经无法实现自偿的贷款想方设法维持，不让其出现不良也不现实。只有抛下历史包袱，才有可能真正提升金融支持经济转型的作用。
5.完善影子银行监管，发挥影子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融资的正面导向作用
首先，要确立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协调机制。国务院已经明确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未来要逐步做实，避免监管竞争引发监管套利或监管真空现象。
第二，要建立影子银行统计监测体系。只有完善的统计监测制度，才能很好地追踪每一笔资金的流向，并有效防范信用风险。
第三，将信贷政策引入影子银行体系，更好地指导影子银行的资金投向。第四，建立影子银行资产质量分类体系，真实反映影子银行资产情况。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