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改革都有红利吗？》

  ⊙胡飞雪

  钱穆先生尝言：现实与历史，“此两者本应联系起来看”（《中国历史研究法》）。何也？因为历史中隐藏着今日中国人的DNA，包裹着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规律，今天的现实何以是这个样子以及未来的社会可能会是什么样子，都能从过去的沧桑演变、古人的成败得失中找到原因。改革是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关键词，雪珥的这本《改革都有红利吗？》，会让当下的中国人得出思考改革、推动改革的有益启示。

  有道是“百代都行秦政法”，从秦始皇开辟帝制到1911年帝制被推翻，2000多年间，中国共有12个统一的帝国王朝，其中以大清最为特别：在世界已进入工业化，被全球化的浪潮裹挟着，却仍蹒跚于农业社会，只能半推半就开始转型。所以本书作者雪珥先生只在《引子》中用18页的篇幅简评清之前的11个统一帝国王朝，而用200页来着重评说大清帝国的兴衰。

  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高调宣称“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这既成为汉人之共识，也成为刚入主中原的满清集团的咒语。为打破这一咒语所虚拟营造的宿命轮回，刚取得胜利的满清统治集团采取了科举、祭孔、祭朱，雪珥对此的评价是：这是清帝国的政治改革，是清政权与时俱进的产物，实现了其从造反者、入侵者向执政者、道统继承者的转变，打下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为其最终突破朱元璋咒语宿命开了个好头。而清政权高层摸索出的秘密立储制也为其冲破“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周朝开始，中国的皇位王位继承，乃至民间的代际继承，都是嫡长子继承制，不时也有“兄终弟及”和“立贤”夹杂其间。但不论是哪一种模式，其弊端都很明显。事后看，只有康、雍、乾三世清帝摸索并定型的秘密立储制，才是成本小、风险低、收益大的政权交接传承模式。所以作者强调：清王朝“获得267年的寿命，不能说与这一制度的更新不无关系”。如果说秘密建储制是清廷的“更新”，那么设立军机处，则是清廷前无古人的创新。雪珥援用美国当代汉学家白彬菊的名著《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的见解指出，军机处的功绩，在于建立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清帝国疆域广袤，幅员辽阔，在当时已产生了海量信息，如何筛选和处理信息，遂成最高决策层的关键。军机处协助皇帝抓大放小，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最根本和主要的地方，是决策者对海量信息的有效应对。

  无奈，清高层再怎么努力，也难逃“黄宗羲定律”的陷阱。雍正接手的摊子，表面光鲜，内里腐烂。在看似河清海晏的背后，危机重重。既然康熙帝之政失于宽仁，雍正就来个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摊丁入亩”、“货耗归公”先后施行，但最后还是走入死胡同，“耗羡之外又增耗羡，养廉之中又取养廉”，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税、费、摊、捐、索叫人眼花缭乱。因而有人把“黄宗羲定律”概述为这样一个公式：bn=a+nx。bn为经过几次改制后的新税额项，a为原始税额，x为杂派，n为改制次数。每次税改，都把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合法化，都被上级政府收走，之后，下层官僚公务员再巧立名目立新的三乱敛财项目，因此，改制次数越多，杂派项目越多。难怪作者感叹：疾风暴雨般的雍正改革，推出的多是应急式的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本以为是打造和谐社会的心脏手术，却只是一次保质期并不久长的整容术。

  在全球化时代，一国之内政外交是一体两面，可是，清帝国上上下下似乎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依旧沉醉在天朝大国的美梦迷梦里。在清英鸦片走私贸易中，英夷洋商对中国低廉的“正税”赞不绝口，却对关税之外的各种潜规则和额外勒索深恶痛绝，可见，一个政权放弃了显规则的正道，却要从潜规则的歧途上聚敛，自然难以避免体制乃至全社会的腐败与沉沦。

  清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放与禁，之所以都是无原则的乱政，在于洋商更在乎明规则，在于洋商更希望清朝廷制定、清粤海关执行一套明规则。因此当鸦片贸易进入所谓外海“伶仃洋时代”，洋商们绕开行商官员们的壁垒之后，粤海关的官员真的痛恨起鸦片贸易了，并试图惩罚那些不遵守潜规则的洋夷们。主张禁烟的林则徐或许根本想不到，那些同僚禁烟的真实动机与他并不相同。可见，一个把规则当成幌子，而只愿玩潜规则且唯利是图的权力社会是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博弈的。

  说清代沉醉于天朝大国的美梦迷梦里，不等于说他们不睁眼看世界，过去流行的说法缺乏充分的依据，事实是，清廷相当关注外洋夷情，作者通过考察清廷高层与英帝国政界的第一次对视，通过梳理英特使马戛尔尼的不愉快、不成功的访清之旅，告诉今天的中国读者：影响清英结盟合作的除了广州地方官员的阻挠，他们害怕英夷洋鬼们去北京告御状，控诉他们在广州对外商的勒索，更重要的是第三方因素，即当时正沸沸扬扬的法国大革命，清廷高层忌惮法国大革命的信息和影响传播到中国，乾隆皇帝正是因为嗅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气息，才开始了保卫“旧制度”的种种努力，并因此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语），清廷有其特殊的利益要维护，在他们看来，面向世界融入全球化，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经济，就是许许多多的自然人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而之所以社会常常出乱子，则是因为政治架构缺乏“制度的基础”。作者回顾了大清的铁路建设过程，得出了一些无法不让人深思的结论：在这不断的折腾中，有两条主线始终不渝地被遵守了：一是权力被当作第一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导致了这一现代化产业被直接嫁接到传统的人治体制上，二是铁路建设被过度地政治化，无论是推进铁路建设，还是收回铁路利权，都被无限上纲。晚清引进铁路之时，铁路形成产业不过才20年，可谓起了大早，可却是在黑马身上画白道道，最终也没能画出一匹斑马来。

  读晚清的历史，虽然恍如置身于曙光初现的海天间，却让人有看夕阳西下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