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练

  ■ 2014年2月初始，美国公布的1月PMI极大低于市场普遍预期（预期56，实际上是51.3，前一个月是56.5）带动全球股市大跌，震动了市场预期。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市场可能扭转2013年下半年的格局。这就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向美国”这种逻辑链条给砍断了。至于新兴市场自身，既然阿根廷是封闭式内乱，而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基本面没有发生很大变化，那么资本市场的平复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 中国的发展程度和经济规模都使得我们有必要开始系统性地走向世界，与外在世界融合。而这个“外在世界”显然不能是西方已经定义游戏规则的华尔街，而应当是期待发展、资源丰富、人力充沛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而其中机遇时点的把握很重要。我国既应理性估计这次新兴市场国家危机的严重程度，更应该抓住机遇，借机与一些与我国长远发展能互相匹配的国家落实多方面的合作协议，让其经济与中国对接，为中国引领的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打开局面。

  近来，一些资本市场相对开放的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危机。西方媒体十分热衷于炒作这个信息，以此烘托西方经济的复苏。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新兴市场国家股市下跌，货币相对美元贬值，这和美国股市2013年以来的持续上涨形成对比。西方财经媒体炒作这个消息，目的是把西方往上抬，把新兴市场国家往下踩。那么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持什么态度呢？可以先问问国际上通常把中国划入哪个阵营——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在经济性质上与国际资本市场通常所说的新兴市场国家有很大差别，但由于有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而且同在近十年经历了高速增长，很自然被归入或被认为接近于新兴市场国家。于是，国内也有一些媒体，把中国目前的一些经济矛盾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结合起来，热衷于渲染“西方复苏，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衰退”，俨然与西方媒体一同起舞。

  除了这种“唱空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的论调，还有另外一批在世界经济领域有份量的国内专家，也对此轮新兴市场国家危机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有些人士认为，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资本市场下跌印证了他近半年来的预言，并断言大宗商品未来将进入漫长熊市。进而，这类人士庆幸自己生在中国，“在新兴市场遭受全面货币攻击的风暴里享受中国的安宁，静候风急雨骤的危机冲洗出诸多国家的原形”。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中“新兴市场国家危机就此大爆发”的判断有过度夸大的嫌疑。以新兴市场国家的衰退衬托西方即将“重新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这种观点过于短视，缺乏对国家间实力此消彼长的宏观判断。而那种割裂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联系的孤立主义思维，缺乏对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判断的长远思维，也是不可取的。

  “新兴市场国家”是中国互助合作伙伴

  首先，“新兴市场国家”这个概念过于笼统，需要进行区分。

  正是因为过于笼统，国人经常对新兴市场国家产生出相反的论断。在我国当前的主流话语中，新兴市场国家是我们的兄弟国家，这主要是基于2003年以来的经济表现记录的相似性及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上下游联系，另外也有试图从塑造“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手中接过定义主动权的考虑。但另一方面，在一些民间舆论中，热衷于以印度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并由此把新兴市场国家说成中国竞争者或对立面。这种对立思维的具体内容表现为：中国走的是工业化道路，制造业大发展，有完整的产业链条并积极发展成系统的科技产业；而新兴市场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受惠于中国带动的蔓延十几年的国际大宗商品牛市，比如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阿联酋、哈萨克斯坦、阿根廷；一类是被西方追捧过但产业链条不完整的大国，比如印度。所以，中国是基础扎实的，而后者，无论哪一类，都是建立在浮沙上的城堡。

  笔者认为，这种简单对立是不妥当的，基于这种简单的对立进而为新兴市场国家“危机”叫好，更是缺乏审慎考虑的。

  新兴市场国家（Emerging Markets）范围广泛。在狭义上，通常指的是已经建立了本国资本市场且放开资本账户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中东的土耳其、阿联酋；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此外俄罗斯也经常被包括在内。中国的资本市场规模要远远大于这些国家，但资本账户没有完全放开，非洲有一些国家没有建立本土资本市场或本土资本市场较小，被称为“前沿市场国家”（Frontier Markets），但中国和这类非洲国家也常常包含在广义的新兴市场国家中。

  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角度，以及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属性角度看，国家之间差别很大，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些国家从长远角度来说可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但有更多的国家是中国经济的合作者，被带动者，是中国的伙伴。比如说，印度从国家规模上、文明属性上，和中国有相当的重合性，如果一味做大并甘愿被西方利用，确实有可能成为经济上打压中国的工具。当然，印度因为其社会矛盾重重、电力等基础设施长期跟不上，限制了它的经济发展速度。站在中国国家利益角度考虑，希望避免与印度直接竞争，自然情有可原。但是另外一些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泰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规模比中国低一个数量级，而且往往具有能与中国互补尤其是未来互补的要素，比如哈萨克的能源，印度尼西亚的能源、资源和劳动力，泰国的劳动力和农产品……连土耳其也具有与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合作的潜力。这些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向好，对中国是有利的。

  随着我国国内尤其是东部经济建设程度的逐渐饱和，我国企业日趋国际化是必然趋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是最主要的开拓目标。这既表现为我国企业在过去的十年中“走出去”过程中已经购买的大量能矿基地，又表现为我国企业在当地承建大型工程、投资设厂乃至投资并经营当地基础设施。此时，将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简单对立并鼓动国际投机资本“做空新兴市场国家”，并为危机爆发而欢呼，荒谬性就可见一斑了。笔者进而认为，在未来保持能源矿产资源的相对合理的高价格，是可持续的，而且是有利于中国利益的。判断不同新兴市场国家的属性，为中国企业抓住机遇而避开潜在风险提供有用信息，才是中国的世界经济研究者应该做的事情。

  国际传染性的跨国经济危机并不存在

  其次，就本轮危机而言，心理层面因素较大；具有国际传染性的跨国经济危机并不存在。

  2014年初的本轮危机是从阿根廷引爆的。阿根廷在最近的12年里是一个与国际金融市场隔绝的国家。如果把新兴市场国家定义为国际游资能随意进出买卖其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的国家的话，那么阿根廷完全是一个“非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阿根廷的危机源自于其总统克里斯蒂娜长期实行的违背经济规律的民粹主义政策。阿根廷在2002年危机之后，一度靠中国带动的农产品（如大豆）需求迅速恢复，长期享有贸易顺差，但是因为2001年底的金融危机遗留问题难以完全解决，被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拒斥于门外，不能发行国际美元债券融资，一直是国际资本的弃儿。但是这种不靠金融而靠贸易维持国家财政和对外收支运转的局面在克里斯蒂娜上台（克里斯蒂娜之前是她丈夫基什纳尔执政）之后逐渐瓦解：一方面国际农产品价格在2010年以后有所跌落，另一方面它的国内政策还故意限制向中国出口，导致外汇收入受损。而这十年由于阿根廷满足于农产品高价带来的红利，只顾消费，缺乏长期规划，投资率很低，未能及时积累更强健的经济基础。在农产品价格下跌后，克里斯蒂娜政府不断用补贴的方式讨好民众，赎买政治支持，结果加剧了财政赤字。于是阿根廷采用了中央银行大规模买进债券等方式为政府融资，使得本国货币比索总量迅速上涨，促发了通货膨胀——而克里斯蒂娜政府又用“调整”官方通货膨胀率的方式掩盖问题（因为阿根廷本土比索债券利息是和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挂钩的），丧失了信誉。同时，为了稳定汇率，克里斯蒂娜政府又试图冻结官方汇率，只服务于一些企业的必要兑换，于是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不断拉开距离。而它的银行制度又存在很多漏洞，让民众可以套汇，使得外汇收支存在巨大的黑洞。最近爆发的危机，不过是各种因素聚集的总爆发——标志是官方汇率都守不住了。在QE（量化宽松）带来美元泛滥的时代，美元在阿根廷国内却是争相抢购的宝贝，让人感慨。

  阿根廷的汇率危机本来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没有什么关系，纯粹是其国内的事情。不过，大部分国际投资者毕竟无法判别详情，听风就是雨，再加上2013年10-11月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有过一波货币贬值，所以产生了新一轮心理恐慌。阿根廷危机的主要被带动方是土耳其和南非，土耳其货币里拉、南非兰特出现贬值，而土耳其的央行为了应对恐慌则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加息。那么土耳其、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是否会继续恶化下去呢？其实，土耳其、拉美、新兴市场、危机，这几个名词摆在一块，恐怕和2013年在巴西和土耳其相继爆发的社会动乱有一定关系。但是这个危机和社会动乱到底是实还是虚，恐怕要对每个国家实体经济进行一番考察。

  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相互之间是很不一样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再加上南非。这类国家最大的特点是执行左翼民粹主义政策，未能及时在生产能力上进行足够的投资，投资-积累率太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和中国正好构成经济状态的两极——虽然阿根廷、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在2003年之后的十年里都比较高。这种“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正在显示出恶果。而弊病的纠正恐怕十分痛苦，因为这些国家在低生产率下，由于民粹主义政策，本币计价的工资不断推高，按当前汇率计算其工资水准过高，很可能要发生大的货币贬值才能解决，但这势必带来进口品的价格上涨，带动通货膨胀，因此政府左右为难。而当政府在财政上支撑不住被迫调整时，已经习惯高福利的老百姓势必上街，这就是巴西一些地方2013年突然发生社会动乱的原因。中国企业和这些国家合作，尤其是近期和阿根廷合作，要设定专门条款，防备这一危机。

  第二类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这种国家。这类国家的特点是出现了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强人，产业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经济开始起飞。其中，印度尼西亚自2004年苏西洛上台以来，度过了上世纪90年代末民主化带来的动荡，逐渐建立了各省之间进行经济竞争的游戏规则，突破了1997年以前经济发展过度集中于雅加达周边（郊区工业区）的不均衡状态，近年来中苏拉威西等省都出现了工业化元素。土耳其自埃尔多安执政以来，货币比较稳定，工业化也已经启动。至于土耳其2013年的骚乱，笔者认为性质上和巴西不同。据笔者了解，那次骚乱其实是一些受到西方理念影响的年轻学生对埃尔多安的大规模市政建设的反弹，在经济发展大趋势面前不过是一个插曲。埃尔多安的发展主义政策是有利于该国大部分平民尤其是农村进城打工者的。笔者认为这类国家在较小、较低层面上复制了中国经济起飞的路径，是值得看好的。即便这些国家目前存在外债存量规模较大，外汇储备少于外债存量的情况，笔者仍然认为在经历短暂颠簸后，这些国家很容易恢复并进一步走向繁荣。

  第三类是印度，这个国家的缺点已经众所周知了：运转不灵的民主制成为国家发展的钳制因素，作为大国发展所必需的大型能源基础设施——大规模发电厂长期建不起来。所以，印度中产阶级很少，无产阶级很多，劳动者工资水平亚洲倒数有名，本国有一定存量的工业化资源但启用缓慢，经济发展不紧不慢。不过，印度处于这个状态已经很长时间了，2002年以来本土资本市场起飞为标志的“印度崛起”也没有改变这种不温不火的局面。那么反过来，印度资本市场过去的火热也和印度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关系，今天的危机也影响不大。根据笔者在印度长期经营的同学提供的信息，印度股民比重极少，资本市场市盈率也不高，公司不想从资本市场融多少资，也没人想从资本市场赚钱。总而言之，印度的广大基层人口处于自给自足的低水平状态。还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印度的正面信息当然没有西方财经媒体曾经吹捧得那么高，但负面信息也没有另一些媒体宣传得那么厉害——由于印度放开NGO（非政府组织）发展，所以西方左翼NGO对印度介入很深，他们在对印度社会负面信息的报道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那些引发国际轰动的社会事件，在印度社会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带不起什么社会动荡。

  除此之外，还有能源生产国如阿联酋、俄罗斯和尚未进入新兴市场主流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人口密集国度，他们也各有利弊，但有发展潜力的不少，尤其是那些政治稳定、人口密集的国家，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美国吸引资本回流的基础很脆弱

  再次，本轮新兴市场国家危机中扮演主要作用的资本回流美国现象，基础很脆弱。

  在本轮新兴市场国家危机中，另一个始终作为对比的现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股市普遍上涨。其基本逻辑是：美国依靠QE成功实现经济复苏，现在正在减少QE额度并最终退出QE，美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新星，将吸引全世界的资本。而中国及新兴市场国家将开始进入漫漫长夜，资本将普遍撤离，股市长期下跌，货币长期贬值。

  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原因很简单，如果靠量化宽松（QE）这种中央银行创造货币（俗称印钱）的方法就能带动经济成功复苏的话，那么经济学就简直如同小孩算术，不用再耗费这么多精力搞研究了。事实上，站在传统经济学角度，伯南克的这种QE政策是要坚决反对的。笔者虽然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应用分支有很多不同看法，但在这一基本原则上是赞同的。

  事实上，量化宽松带动美国股市出现牛市，这个现象是伯南克执政的最后一两年才出现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量化宽松创造的货币都没有进入美国实体经济中去——这从美国金融机构都不愿意给企业贷款（或加大购买其商业票据）可以看出来。所以美国的货币乘数比危机前降低很多——即基础货币上升，但在实体经济中流通的货币上升并不多。既然货币没有到实体经济中去，那么就在资产领域运动，所以炒高了美国的股价。再加上美国企业一直靠削减成本（尤其是裁员）来提升账面利润，所以股市似乎一片欣欣向荣。

  但是，如果这种复苏真的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中去，势必带动这些年的过剩货币溢出到实体经济中，于是很可能出现通货膨胀，而且是大范围的、全面的高通货膨胀，可能比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下的两位数通胀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旦出现这种局面，股价高涨的势头将逆转，而目前被减持的全球商品基金可能再次增加。2005-2008年上半年的商品牛市可能再度出现。

  至于美国的QE退出，首先QE的削减仅仅是减缓了新增货币的数量，并没有逆转基础货币不断增加的事实，即使完全退出QE乃至开始削减基础货币存量，也无法回到危机前的那种基础货币数量——而目前的基础货币数量数倍于危机之前——按照简单的货币数量论推算，如果这些货币完全按危机前的货币乘数释放效应，美国物价将增长类似倍数。即使美国有页岩气、页岩油等增加物资总供给的利好元素，也无法根本改变这一大趋势。

  事实上，2014年2月初始，美国公布的1月PMI极大低于市场普遍预期（预期56，实际上是51.3，前一个月是56.5）带动全球股市大跌，就震动了市场预期。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市场可能扭转2013年下半年的格局。这就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向美国”这种逻辑链条给砍断了。至于新兴市场自身，既然阿根廷是封闭式内乱，而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基本面没有发生很大变化，那么资本市场的平复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与新兴市场国家互利合作共创未来

  最后，我国应当借助此次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揭露西方自私自利的本质，赢得新兴市场中与我国有长期互补性的国家的合作，为下一步全新的国际合作打开局面。

  习主席2013年对俄罗斯、非洲、拉美、中亚、东南亚的密集出访，凸显了新时期我国全方位走出去的战略布局。习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东南亚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一体化、海上丝绸之路等战略构想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关注。这意味着未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其中很多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将进入全方位交互发展的新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宏大的，但是是可行的，是契合时代需求的。中国的发展程度和经济规模都使得我们有必要开始系统性的走向世界，与外在世界融合。而这个“外在世界”显然不能是西方已经定义游戏规则的华尔街，而应当是期待发展、资源丰富、人力充沛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而其中机遇时点的把握很重要。

  这次新兴市场国家危机，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遇。这次危机充分说明，西方国家不仅本身是引发新兴市场国家动荡的根源（受心理驱动的国际游资），而且根本没有意愿帮助新兴市场国家稳定局面，其行事原则是极为自私自利且缺乏整体视野的。我国既应理性估计这次新兴市场国家危机的严重程度，更应该抓住机遇，借机与一些与我国长远发展能互相匹配的国家落实多方面的合作协议，让其经济与中国对接，为中国引领的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打开局面。

  简练：“百一企研”（Baiyi Enterprises Research）共同创始人，经济、产业、金融观察家，曾在中信证券等国内外金融机构就职，从事研究、投资工作。长期关注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动态，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