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优质思想产品是最紧要的社会机制

  ——读盛洪《士志于道》

  ⊙胡飞雪

  盛洪先生在《士志于道——从经济价值到道德价值》中反反复复、不厌百回论及的道，采撷自古今众多仁人精心营造的思想文明花园，也提炼自中外智者的思想言行，他把这个道当成自己的“天则”。

  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宋儒亦云，“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特丽莎修女讲：爱别人，直到伤害自己（Love untilit hurts)。作为经济学者的盛洪则据此运用经济学的炼金术修改提炼为：遵循规则，直到伤害自己。他指出，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均衡点。自然形成的规则是人们的“集体最佳稳定对策”，但在人们的主观感受评价中，规则并不每时每刻对人们都有好处。而如果人们在规则有利于自身时才遵循，就不会有规则。遵循规则，就意味着有时会伤害自己。

  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社会存在强制力，人们不得不遵循规则。但在两个极端上，没有外在强制力：一个是在利害较小的领域，人们只靠道德约束行为；一个是在宪法层次，这时约束别人的“外在强制力”往往很难起作用。因此在这两个极端上，“遵循规则”就意味着“要自觉地伤害自己”。而在利益较小的领域中，人们往往能遵循规则，这是因为偏离道德的收益不大；但在宪法层次，自觉遵循规则却难上加难。因而，做正确的事，就是要做出一件事情，使受影响的其他人做出的反应能够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变化，其结果对这个人有好处，也对我们有好处，从而合成一个社会福利的增进。因此做正确的事，就是使社会结果朝着所有人皆大欢喜的方向改进。因此，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事和怎样做正确的事就变得非常简单，只要对别人心怀善意。心怀善意，就不会做损害别人的事；心怀善意，就会替别人着想。只要我们时刻检讨自己，我们是否发自心底地心怀善意，我们就能更多地做正确的事。

  笔者以为，“大峡谷与大峡谷人”是《士志于道》数篇最有分量的文章之一，讲的是美国著名的羚羊峡谷及其原住民反强拆的故事。盛洪在叙述了大峡谷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自然人文之后，话锋一转，进入主题：“实际上，强拆并非中国独有，有土地的地方，有政府的地方，就可能出现强拆，甚至在大峡谷这个看似不宜于商业建筑的地方。”大峡谷的探险、发现者鲍威尔曾在其书中记载，在这些高山峡谷地带，有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纳瓦霍（Navajo），当美国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这一带统治以后，就向这个部落发动了进攻。纳瓦霍人凭借天险重挫了美国军队。于是美国军队就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卑鄙战术，即射杀纳瓦霍人的牲畜，砍掉他们的果树，捣毁他们的灌溉系统，迫使他们投降。对此，盛洪指出，国家，一个重要特征是用暴力占领和保护土地。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一个或一群经济个体可以占有土地，但不能有效地保护这种占有，一旦面对组成国家的敌对人群，就毫无抵抗之力。而这些组成国家的人群，可以通过国家蔑视没有国家的人群对土地的占有，宣布这些土地为国家领土，再依据西方法律概念中对领土的权利加以处置。这在逻辑上没有什么不妥。但从更高的法——自然法来看，这是错误的，因为印第安人有先占的权利，有历史和现状所赋予的实际的土地权利。按洛克的说法，这也是天赋权利，即生存权所赋予的权利。

  大峡谷原住民哈瓦苏佩人有一段漫长持续的争取土地主权的历史。1972年，哈瓦苏佩部落委员会在给美国农业部和内务部长的信中写道：“我们比周末登山者和职业环保主义者更关心我们土地的美，因为土地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并且我们以此为生……我们是人类，有权利生存，而不是岩石或尘土。这里不是动物园……”当他们说“我们是人类”时，就在暗示主流社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不把他们当“人类”。美国政治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将“人”的概念扩展。因而，“人生而平等”的信念必然最终荫及印第安人。这是哈瓦苏佩人要求归还土地的努力最终于1975年能有结果的原因。虽然在物质层面归还的土地很少，但在精神层面，它归还了印第安人对土地、对自然的文化态度。在哈瓦苏佩人看来，土地不仅是能打猎或种庄稼的地方，还是人生存的综合空间，甚至就是人的一部分。这种世代生息、赖以为生的状态具有自然法的最高意义，也因而赋予人们高于商业性产权的权利。大峡谷和大峡谷人甚至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权利”这一意味着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词汇，甚至可以变得没有意义了。只有不把它们分割，就能保护。

  大峡谷的存在给美国，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种文化。当有人称赞鲍威尔征服了大峡谷时，鲍威尔答：我不曾征服，我的行为不能对大峡谷有所增减，大峡谷只能使我感到敬畏。大峡谷让人们联想到巨大、遥远、崇高、长久，以至无限。到这里来，有助于突破人们自身的狭小眼界，消解人类的自大心态，领悟超越的精神。回过头来，淡化心中的功利追求，减少对大自然的索取，探寻人与人之间的天道与正义。

  大峡谷确实大，在那里能听到一种回声，声源来自于太平洋西岸的华夏大地。

  “思想市场会失灵么？”是本书又一篇颇有分量的好文章，盛先生说，思想市场是对商品市场的比拟，在思想市场的自由交易和竞争中，“好的思想产品”被选择出来。所谓“好的思想产品”，主要是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规范人们行为从而有利于人们的长远利益的文化价值。“消费”“好的思想产品”可改善人们的境况，增加合法财富，提升精神价值。因而人们可通过对利害的判断选择“好的思想产品”。因此可以说，不受干预的思想市场具有选择出好的思想产品的功能。所谓“坏的思想产品”，归根结底对消费者不利，如鼓励“仇恨”和“暴力”一类的思想产品会导致其消费者在实际交往中受损。类似于“毒品”一样的思想产品，可能当下在表面上看对消费者有利，但从长远看危害无穷，如“民粹主义”。一个社会最该关注的，是能否有个形成好的思想产品的机制，而不是只要好的思想产品。这个好的机制，就是没有管制的思想市场。

  玉上有瑕，本书有篇吹捧莫言文学的文章，可能会误导青年学生，即“莫言是条漏网之鱼”。莫言小学没有念完就被迫辍学，算是很早就出了“正规教育”之网。他2000年3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次演讲中说：“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上，那势必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笔者认为，莫言这段话极度矛盾，不懂政治和经济，却要始终关注人的命运和遭际，你不觉得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又添新例了么？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小鱼虾，他们被政治的、经济的大浪裹挟着、冲击着、推动着、濡染着、滋养着，或顺或逆，时喜时悲，患得患失，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顺水漂游，在不分东西左右的空间里，如草蓬一样随风飘荡。如果不去挖掘这背后的深刻社会背景，不去关注这背后的经济因素，怎么能正确理解他们的命运和遭际；而不能正确理解人的命运和遭际的前因后果，又能给读者提供什么洞见呢？事实上，莫言的作品清晰地显示，他对政治和经济有特殊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