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跨越经济社会转型的风险之沟吗

  ——读《小趋势：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

  ⊙叶 雷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被用来描述混沌理论中动力系统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在经济领域，美国次贷风波引发了一场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就是典型案例。坏的影响如此，好的影响也一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发展形式”理论创始人霍利斯·钱纳里，就有一个著名论断：“在不具备普遍认为经济发展必要条件的情况下，找到关键性阻碍并改变它，就能加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蝴蝶翅膀”，扇出的改革开放的“蝴蝶效应”。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中国改革进入了2.0时代，如何深化改革，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在已经提出的多达300个改革项目中，哪些可能成为“蝴蝶翅膀”？这些翅膀可能怎样扇动、可能带来怎么样的效应？2014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有关改革的任何举措都会牵动各方敏感的神经。因为大趋势是个集合体，所以是一种稀释型的理性；而小趋势则是当下的存在与选择，直接影响或改变着大趋势。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国务院参事夏斌等领衔国内30多位一流经济学家共同打造的《小趋势：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不再像以往关注“大趋势”，而是专注于2014年中国经济和改革的“小趋势”，聚焦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市场、风险4大焦点变数。

  专家们的共识是，2014年将稳中求进，静待改革落实。吴敬琏老先生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最重要的两句话，一句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了改革方向；另一句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给出了改革的具体路径。资深财经媒体人、政经学人谭翊飞认为，2014年的总体特征将是“政治上平稳，经济上平缓，社会领域和往年相当”；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将是财税体制改革、司法和反腐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包括资金价格、土地价格等的要素市场改革和包括产权制度、市场竞争制度、对外开放、宏观调控等在内的基本市场体制改革；改革的方法论是“要尽快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否则就很难推进。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的一些预测，有部分已成了现实，如继续下放审批权限、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批准成立民营银行、汇率的日间交易区间从1%扩大至2%等，他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新进展的改革领域还有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扩大非银行融资、使用新规则的IPO、简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责任、扩大增值税改革在服务业的试点、推出资源税、扩大房产税试点、继续放开对资源价格的管控等。

  在这些专家们的眼中，2014年充满着“减速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认为，金融通过放松管制拉高了杠杆，增加了总需求，稳定了经济增长，但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结构性”减速，因此需要在债务调整、定义风险、统一监管、增加一次性资本补充和拉长债务期限的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和机制转变，以提高资本产出效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不刺激、去杠杆、促改革已使经济再平衡取得了初步成效，而经济增长“新常态”能否形成关键要看结构改革的成效，当下的核心是金融体系市场化、地方政府去企业化、国有企业平等化。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杜飞轮认为，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总体偏弱，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强，风险隐患依然较多，但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依然较大，全年经济增长或将维持在7.8%左右。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2014年我国出口增长仍将停留在较低水平上，消费增长基本平稳，投资增长存在下行压力，经济增长中位点可能略有下移。

  论及市场，专家们对改革会让市场在2014年释放新的活力充满了期待。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提出，与发达国家修复经济的市场调整不同，我国的市场调整，仍将是由政府主导、政策引导的结构调整，因此各级政府的执行力是否到位非常关键；中国已进入了全面改革的2.0时代，不应再对国际形势过度反应，停留在危机思维和使用危机刺激政策，恢复增长与结构调整理应同步。上海重阳投资公司总裁王庆通过数据比较，直言中国发展落后日本40年，落后韩国20年，现在经济增速明显下降、通胀率明显上升，正在复制日本、韩国的经历，经济的生产结构、支出结构、收入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因此在投资市场，特别是A股市场2014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都将是系统性收敛，结构性发散，系统性机会不大，持续时间不长，结构性机会不多，结构性风险不少，但结构性机会持续时间较长。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预测2014 年中国GDP增速将降至7%的同时，认为体制和政策仍旧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艰难挑战，特别应该从知识、保护、保险和应对四个方面建设强有力的风险管理战略。

  但是，中国能否在跨越上述风险，专家们不无忧虑。

  国务院参事、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夏斌的意见想来是较有代表性的：当前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之所以还未引爆，靠的是多发货币来掩盖；地方平台偿债缺口、房地产泡沫、过剩的产能，三个系统性风险是相互联系、互为传导的，要防范市场预期突然转向，政府必须在稳住经济局势的同时，挖掘中国仍存在的相对较高的潜在增长因素，逐步消除泡沫。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甚至希望人们倾听“冰山”碎裂的声音，内部金融体系流动性继续偏紧和外部的美联储QE退出将加剧“冰山”之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黄育川特别提醒，中国在增长阶段转换期面临的风险不仅仅在经济领域的，还需防范社会风险，应尽快允许人口更容易更自由地流动；经济刺激政策产生的产能过剩，极有可能导致在2014年中期带来就业危机，解决方案除了组织服务之外，更应消除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至于防控债务风险，办法是改革预算体系，改革税制，尤其是不同种类的所得税。

  一个健全的社会，理该有完备的预警机制，有那么一群始终在提醒各种可能危险的公共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汇聚的这些报警之声，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生态有了很大改变，对不同声音的接纳度在提升。那些目光长远的思考，也不再仅仅局限在学术象牙塔内，而渐渐成为一种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舆论。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健康，意义或许更大。

  至于这些报警之声会多少偏颇，不妨一年后再来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