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消费新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三)
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重在使消费拉动有效投资需求：（1）让消费需求规模与消费结构升级决定投资结构变化，增加有效投资；（2）调整投资消费关系，形成消费拉动的有效供给；（3）让市场决定供求关系，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消费拉动的有效投资需求
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在社会需求升级和消费释放的大趋势下，需要在促进投资转型中开辟投资的广阔空间。
1．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拉动的投资需求
城乡居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在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治理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的投资需求巨大。适应公共服务需求释放趋势，中改院（2012）估算，2011-2020年，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需要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年增长率达到5%左右，投资需求总额达到20万亿元左右。
实现国家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初步估算需要10万亿元左右的资金投入；
实现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均等化的目标，“十二五”至少需要3万亿元左右的投入；
按照中央规划，“十二五”期间将完成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规模，所需资金超过5万亿元；
如果未来5年，环境治理投资达到2%的标准，在GDP增速为7.5%的情景下， 2011-2015五年累计投资为5.1万亿元。
2．服务消费释放引致的投资需求
（1）文化产业投资需求巨大。满足城乡居民快速增长文化消费需求，需要大量的投资。在2011年的基础上，按GDP年均7.5%增速、投资产出系数1.44计算，到2015年我国文化产业需要投资2.22万亿元；2020年需要投资5.01万亿元；2011-2020年需要累计投资26万亿元。
（2）医疗健康产业的投资需求巨大。据麦肯锡报告，预计到2020年我国医疗卫生市场总规模将突破一万亿美元。据中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研究预测，到2020年，整个健康产业的潜力将达10万亿元左右。
（3）信息产业投资潜力巨大。大数据等新兴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各方投资的焦点。2012年大数据行业的市场规模约为50亿美元，有预测称未来几年我国大数据产品的潜在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57万亿元，将给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更多的投资需求。
（4）服务部门跨行业合作创造新的投资需求。例如，适应人口老龄化和人们对健康服务快速上升的需求，房地产行业与以医疗健康产业的创新合作，对改变以满足单一住宅需求为主的房地产供给体系具有重要作用，从而给房地产行业投资带来新气象。
3．人口城镇化的投资需求
（1）农民工市民化的投资需求。如果《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目标顺利实现，“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意味着当前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增加10个百分点即有1.7亿人左右要享受城镇人口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水平。如果按照人均10万元公共支出标准，则公共服务投资总量超过17万亿元，未来7年每年将达到2.4万亿元左右。
如果在2011的水平上，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人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将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如果“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计划能落实到位，将引致巨大的投资需求。例如，据住建部测算，2014年各类棚户区改造，估计完成投资将超1万亿元。
（2）人口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人口城镇化带来公共交通、市容环卫、污水处理、绿化、水热供应、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巨大。据巴曙松测算，如果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5%，产生的基建资金需求为11.2万亿元；2020年城镇化率如果达到60%，则2012-2020年共产生27.8万亿元的基建投资需求。其中，仅轨道交通2011-2015年资金需求8000亿-10000亿元。
（3）人口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释放农村市场投资需求。以家用汽车为例，2012年城镇家庭每百户家用汽车为21.5辆，如果农村家庭每百户拥有汽车达到10辆（城镇的50%），那么3.9亿户农村家庭将带来3900万辆的消费需求，由此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消费拉动的有效供给
在供给侧，这些年投资增长很快，但由于投资消费失衡，一方面造成许多产品和产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的供给不足，经济的有效供给不足。由此，着眼于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应当重视需求对供给的引导作用，尽快形成消费拉动的有效供给。
1．适应服务需求增长的有效供给不足
（1）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服务有效供给不足。以金融服务为例，明显存在消费需求上升与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据贝恩咨询研究报告，截至2012年我国约有70万名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士，可投资财富达22万亿元，但这些私人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中以房地产为重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理财投资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不足。在浙江，农村信用社储蓄存款余额最多，农村居民对金融理财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巨大，但大部分农村金融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严重不足。
（2）服务业投资与消费出现明显背离。例如，2003-2007年第三产业需求比重提高了1.8个百分点，但投资比重反而下降了5.6个百分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三大类服务消费在2005-2010年分别超过15%和32%；但这三大领域的投资比重却长期徘徊在4%左右。
2．绿色产品有效供给不足
（1）绿色食品供给不足。2000-2008年，绿色和有机食品消费支出年均增速分别达22.02%和45.15%，大大高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和食品支出的年均增速，反映了食品消费升级的趋势。但从供给侧看，2012年经认证的绿色大米产量为1130.04万吨，为同期全部大米（稻谷）产量的5.5%；绿色猪肉产量为19.64万吨，不到同期全部猪肉产量的0.36%；绿色鲜果产量为1042.62万吨，为同期水果产量的4.3%，绿色产品需大于供的矛盾突出。
（2）环保产品供给不足。这些年，清洁能源的消费增长远远快于化石能源的消费增长，反映了居民对绿色环保制成品的需求快速上升。但在工业和制造业领域，大多数产品的生产依赖低成本的资源要素投入和环境，工业转型升级滞后，导致绿色制成品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3．垄断等造成的供给价格过高
我国服务业价格过高，有行业垄断的突出因素，也有税收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据美国科技公司阿卡迈2012年第3季网络报告，我国大陆宽带上网平均速率在全球排名第94位。尽管去年我国单位宽带平均资费水平下降超三成，但费用仍然较高。再例如，2012年我国出境旅游超过8000万人次，海外消费额高达850亿美元。如果能够降低流通环节的税收，或者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就能拉动国内相关产业的投资需求。
4．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阻碍有效供给
（1）新兴产业相关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影响产业有效供给水平。例如，我国对新能源汽车不是没有需求，但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网络建设严重不足，制约了其推广使用。
（2）城镇化的基础设施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首先，超大型城市和大城市的交通、城市排水等基础设施压力越来越大，改造升级的现实需求不断上升；其次，考虑到人口城镇化的合理布局，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滞后；第三，农村基础设施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仍然很大。
以消费拉动投资转型
投资消费失衡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无论是扩大有效需求，还是扩大有效供给，关键都在于适应消费需求升级和释放的客观趋势，加快消费拉动的投资转型。
1. 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
（1）投资消费失衡的历史形成。
投资率持续上升与消费率持续下降。1978-2012年，我国投资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012年上升到48.3%的历史最高点，上升近17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2010年降到48.2%的历史最低点；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48.8%下降到2010年34.9%的历史低位，直到2011年与2012年才开始出现0.8个百分点的回升。
从国际上看，在相似发展阶段，与其他大型经济体和转型国家对比，我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投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据IMF保守估计，我国过度投资规模可能达到GDP的12%。在人均GDP5000-6000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的时期，我国的投资率高于同样是大型经济体的美国30个百分点以上，也高于同属赶超型经济体的新加坡近10个百分点。
投资规模扩大的速度远超消费规模扩大速度。1978-2012年，投资总额年均增长16.6%，超出消费增速1.9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长21.2%，超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5.6个百分点。这就导致一个现象：在消费规模和居民消费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由于投资规模扩大速度更快，投资率持续上升，消费率仍然趋于下降。
投资在很长时期内担当了经济增长主引擎的角色。2002-2010年间，除了2005年，投资贡献率皆超过消费贡献率，消费贡献率最低时达到35.8%，2009年投资贡献率最高时达到87.6%，2010年为52.9%，仍然比消费贡献率高出近10个百分点。
投资结构过度依赖制造业和房地产业。2010年和2011年，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两项合计的比重分别达到54.7%和59.1%。
（2）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递减。
从宏观层面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递减。1980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为1.89，意味着增加1元的GDP需要1.89元的投资，此后这一指标有所波动，但大都在3以下，国际上以3作为增量资本产出率的阙值；但到2009年时，名义增量资本产出率飙升到9以上的历史最高，2012年仍然在7.9。
从中观层面看，投资拉动的工业投资回报率走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1998-2012年静态平均资产回报率为6.93%，而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最高为7.92%，最低为5.31%，意味着数十万亿的工业企业资产在这15年中获得的投资回报仅能弥补基准利率。若考虑通货膨胀，工业企业投资回报还不及银行放贷的回报。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投资效益递减。据夏斌测算，2012年规模以上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是8.8%，实际上已经接近融资成本。非金融上市公司资本回报率（ROA）10来的平均值为6%，到2012年第一季度降低到3.5%；非金融上市公司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与债务规模之比从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于1年期贷款利率，表明企业投资回报覆盖债务利息的能力不足
（3）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投资消费失衡引起严重的产能过剩。作为一个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体，我国大部分制造业面临长期性、趋势性产能过剩。不仅传统行业，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
投资扩张过速推高债务危机风险。企业、政府的债务率随着投资率的走高而走高。2013年，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显示，36个地区2012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增长了12.94%；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果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部分省市靠发债融资归还旧债。
2．以消费拉动的投资需求规模
（1）到2020年消费释放拉动的投资规模。
如果2011-202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5%的水平，通胀率在3%的水平，则到2020年时将有54.3万亿元的消费规模，拉动的有效投资规模达到46.4万亿元；
如果2011-202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的水平，通胀率在3%的水平，则到2020年时将有56.8万亿元的消费规模，拉动的有效投资规模达到48.6万亿元；
如果2011-202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5%的水平，通胀率在3%的水平，则到2020年时将有59.5万亿元的消费规模，可拉动的有效投资规模为50.8万亿元。
（2）消费拉动的投资效益改善。
到2016年，使增量资本产出率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3%-3.5%左右；到2020年，使增量资本产出率回到3%的阙值以下；在投资提质增效的前提下，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16年，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在40%-45%；到2020年，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稳定在35%-40%。
3. 以消费拉动的投资结构转型
（1）消费拉动的产业投资结构转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起第三产业投资比重上升最为显著：居民恩格尔系数每下降1%，在短期可以导致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上升0.416%；在长期将导致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上升1.26%。今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56.93%，超过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41.3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率比第二产业投资增长率快4.9个百分点，服务业已经成为吸引投资的主体。如果消费拉动投资的体制和政策调整到位，到2020年服务业投资的比重达到60%以上并不难。
（2）消费拉动的投资主体结构转型。消费拉动投资的关键在于要拉动社会资本。今年第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64.8%。但是，从三次产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看，第一产业中民间投资占比为82%，第二产业为77.3%，第三产业为55.3%；从民间投资的三次产业分布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2.2%、49.3%、48.5%。更多的民间投资在第二产业而不是第三产业，从根本上反映了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还存在多方面的障碍。
（3）消费拉动的投资效率提升。消费主导的投资要求生产者适应消费需求变化不断开发新的市场和新的产品或服务，这将提高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由依靠宽松货币条件下的廉价资金供应到依靠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率。
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推进消费拉动的投资转型，核心是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使投资结构适应于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未来几年，需要在加大改革力度中形成投资消费动态平衡的体制与政策。
1．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
（1）避免政府干预资源配置引起投资与消费需求脱节。政府干预引起资源要素价格扭曲，错误引导资本流向，导致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例如，拥有巨大潜在消费需求的服务业要素价格扭曲严重。2013年，全国105个重点监测城市的商业服务地价和工业地价每平米分别为6306元和700元，商服用地价格比工业用地价格高出9倍。
（2）避免行政审批和准入制引起有效供给不足。教育、医疗、通讯、金融、运输等服务部门大都对社会资本和外资设立了准入限制。许多行业仍需要繁琐的资质和认证，存在投资审批效率不高和过程不透明等问题。应尽快放宽服务业准入，释放服务业领域中的社会资本活力，增加有效供给。
（3）弱化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内在激励。例如，许多地方以远低于实际土地价值的价格吸引投资。这不可避免的损害投资消费动态平衡的市场调节机制，带来产能过剩、地方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风险。应尽快改变总量导向的政绩考核制度和财政体制安排，改变地方政府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激励。
（4）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第一，要确保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资金落实到位；第二，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出现价格过高的情形时，明确政府有平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价格的职责，以避免有效供给不足导致消费抑制；第三，探索以财政性投入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体制机制，增加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2．发挥市场在促进投资消费动态平衡中的决定性作用
（1）形成消费需求引导投资需求的市场传导机制。在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流动受到真实的成本约束和收益激励，资本会从回报率低的行业流向回报率高的行业，投资与消费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机制。经济主体会通过有效的价格机制发现生产的真实社会需求，从而根据需求变化动态调整投资决策和资源配置。
（2）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改变当前实际利率偏低、储蓄者补贴投资者的金融格局，需要尽快取消利率管制和利率歧视，在加快放开贷款利率下限的同时逐步放开存款利率，用5年左右基本实现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
（3）建立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这是还原企业真实生产成本进而引导投资决策的重要手段。应尽快形成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制度；建立完善碳源碳汇监测与调控机制，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体制，全面开展排污权交易；尤其是要形成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扭曲资源要素和环境价格的体制与制度。
3．保障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
（1）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使用上、在税收金融政策上、在法律地位上，政府对待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不应有任何差别待遇。
（2）清理和取消扭曲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
应以不扭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前提。加快以服务业为重点向社会资本放开准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需求巨大但有效供给不足的产业。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应当对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一视同仁。
4．改变投资需求刺激型的财政政策
（1）刺激投资需求的财政政策加剧投资消费失衡。财政政策无论是对出口产业的投资激励，还是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激励，都扭曲了企业真实的成本约束，容易导致过度投资。
（2）从改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角度重新考虑财政政策。从扩大有效需求看，财政政策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预期等方面；从促进有效供给看，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降低服务业税负水平、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改善投资与消费环境等方面，使财税政策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更广范围实现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上扮演重要角色。
（3）以消费者导向的补贴政策引导投资转型。以消费券的形式补贴中低收入者，使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重点针对教育、文化、医疗保健、旅游、新能源汽车等新型消费发放消费券，以鼓励这些新兴产业发展。通过税收鼓励消费者选择绿色环保产品，从而拉动绿色工业、绿色农业和服务业的投资。
5．以投资消费动态平衡为重点改革金融体系
（1）金融政策要避免刺激过度投资。以往的高投资率依赖宽松的金融信贷政策，尤其是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体系为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的投资扩张提供了大量廉价信贷。未来金融政策的重心应当放在优化资本要素配置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而不是扩大资金投放上。
（2）大力发展多层次、健康、高效的资本市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使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投资项目才能获得融资，从而促进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应加快银行体系改革，鼓励更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促进民间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在提高股票市场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力度的同时，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债券市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降低沪港通的投资门槛，倒逼国内股票市场改革；促进债券市场发展，为企业筹措资金，提高债券市场的风险管控水平。
（执笔：何冬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