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博奇 ○编辑 于勇

  打着公益旗号牟取私利，今天这一常见不鲜的公关手段，一百年前，虞洽卿便运用自如。

  1918年，上海各大报纸刊登文章，支持虞洽卿等人设立证券交易所，以对抗日本人的上海取引所。虞洽卿也在报端发表署名文章，鼓吹自设交易所的必要性，“我不自设，外人将有越俎代我设立之势，反客为主，主权尽失”。一时间，虞洽卿似乎成为捍卫民族经济利益的旗手。

  证券交易所始于孙中山的提议，起初是为了募集革命资金的需要，后来虞洽卿看到其中的巨大利益，希望设立证券物品交易所，将金银、棉纱、粮食与证券交易统一管理，但遭到其他行业的抵制。虞洽卿一面制造舆论空气，一面打点疏通关系，他亲自跑到天津游说黎元洪，以极其优惠的价格卖给黎元洪5万原始股，最终促成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强行成立。第二年，虞洽卿又赠与黎元洪5万股股票，以及15万元现金，名义是一年的股息收入。

  按照民国财政部的规定，交易所的保证金由劝业银行统一储存管理，而劝业银行的创始成员就包括虞洽卿和财政部次长潘复。劝业银行享有发行纸币、债券的特权，潘复利用特殊身份所掌握的内线消息，与虞洽卿等人进行内线交易和投机炒卖，从中牟取大量私利。

  通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个平台，虞洽卿集聚了大量政商资源，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则是当时还在交易所担任经纪的蒋介石。1923年蒋介石濒临破产之际，得到虞洽卿6万银元的资助，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而对于虞洽卿来说，这笔资助也成为人生中回报率最高的一次投资。

  虞洽卿在1908年联合一批宁波商人组建四明银行，购买轮船、拓展航线所需的资金大多通过向该行贷款获得。由于扩张过快，盈利能力有限，背上沉重的债务压力，虞洽卿只好不断购买新船，向银行抵押贷款，用新债偿还旧债，导致债务杠杆居高不下，资金链十分紧张。

  这种状况在蒋介石掌权后得到大幅缓解。北伐期间，在众多被军方征用的轮船公司中，可以得到稳定的租金保证的也许只有虞洽卿的三北公司。为提高轮船利用效率，虞洽卿主动把轮船租借给军方，每月轮船租金由军方直接支付给虞洽卿的债权银行偿付按揭，由此节省大笔交易费用。

  不过，来自军方的航运业务难以持久。在运营效率和业务规模没有得到显著提升的情况下，三北公司的现金流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依赖银行贷款的单一融资渠道，也导致公司负债率稳步攀升，到1936年，虞洽卿在四明银行的欠款额上升到460万，几乎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短期债务大量到期，最后由于蒋介石出面干预，虞洽卿才赢得了一丝喘息机会。

  抗战挽救了虞洽卿。战时物资紧缺，航运生意变得有利可图，虞洽卿在香港等地采购大米、煤球等生活必需品，运至上海销售，三北公司的营业收入迅速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大量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加剧，虞洽卿的债务压力因此缓解，几年时间便还清此前十几年的积债。

  上海沦陷后，虞洽卿经香港迁往重庆避难，发现两地物价差异悬殊，于是迅速返回香港，开设多家贸易公司，采购轮胎、药品等物资经滇缅公路运往重庆、昆明出售，获利以千万计。

  日据期间，虞洽卿路恢复原名西藏路，抗战胜利后，虞氏子孙希望恢复旧名。此时虞洽卿去世不足一年，但物是人非，家势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西藏路最终更名为西藏中路，沿用至今。

  虞洽卿后人并不甘心，他们游说市政当局，希望另选一条马路，命名为虞洽卿路，恢复虞洽卿在上海滩的荣耀。经过多方勘察，选中江湾的一条小路，因遭当地人反对而作罢。原来，四十年前，清政府在江湾火车站附近筹建万国体育会。作为操办者，虞洽卿曾向上海道蔡乃煌建议，为防止地主坐地起价，在公布消息之前事先查明地价，以极其优惠的市价购入大宗土地，令当地大户蒙受失去溢价的损失，为时人记恨。万国体育会建完后，虞洽卿划拨部分土地到自己名下，开发房地产牟利，当时虽大赚一笔，却在四十年后，失去留名上海的最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