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如今基本算是确定性趋势。既然势所必然，那就得坦然处之。关键在于，在即将实现规模超越之际，怎么样夯实中国经济的内涵。这有待于致力 “可信任”、“可理喻”、“可放心”的进步，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在追赶效应、人口红利下降的背景下释放改革红利，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有待于致力在国际上“被认同”、“被尊重”、“被支持”，在国际事务中获得足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促进经济影响力向政治影响力的转化。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仅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理性思维。站在历史的重要关口，中国现在亟需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的理性思维。这样的思维，才体现中国稳健崛起的真意。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成了备受关注的话题：4月，世界银行在核心报告里就暗示了中国GDP将于今年超越美国的可能性；《经济学人》杂志4月底直接喊出了“巨龙加冕（Crowning the dragon）”的口号；上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更新《世界经济展望》时调整了基于购买力平价的统计方法。按新法，去年中国GDP全球占比由15.5%升至15.9%，美国则从19.1%降至16.5%，虽然没有明说，但潜台词一目了然。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即将到来的历史性超越？笔者以为，既要清醒认识这种超越及其伴生言论可能的夸大之处，也要辩证认识这种超越对中国经济实实在在的提振之处，抓住规模做大的机遇进一步努力做强中国经济。

  首先，中国经济实力一定程度上被高估了。中国经济实力被高估的根源是两种幻觉：一是数据幻觉。表征“全球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是世界银行和IMF公布的GDP全球占比，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数据是根据购买力平价汇率折算的，折算汇率大幅低于人民币兑美元的市场汇率。也就是说，国际机构用不易察觉的技术方法高估了中国经济实际的全球占比。二是危机幻觉，2008年至2012年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26%，远高于全球经济同期的2.92%，2008年至2012年发达国家的窘境和2013年下半年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局部危机，更进一步反衬出中国经济的强势，可实际上，这种对比只是中国经济实力提升速度相对较快的反映，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实力的绝对水平。

  其次，中国经济宏观崛起尚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一国经济实力是宏观经济状况和微观经济活力的综合反映。决定经济实力的，不仅是规模，更还有质量。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经济体量很大，但增长质量还有待提升，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的广泛存在，制约了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从微观角度看，部分中国企业获得的国际高排名，仰仗的也只是“规模”，而非“品牌”，其产品和服务缺乏高质量，难以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同。此外，尽管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的两极分化造就了相当数量的富裕阶层，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尚不充分，也没有形成足够成熟的理性投资者，中国投资者在国际市场的名声和影响力都受到一定影响。

  所以，“捧杀”中国和“唱空”中国都值得警惕。理性看待，中国经济虽然一直在快速增长，虽然中国企业和中国投资者也在快速成长，但从宏、微观两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依旧具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基本特征，在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远未到能“拯救”全局复苏或改变整体趋势的程度。从外部看，过高评价、甚至热炒中国经济实力，不仅本质上是一种“中国威胁论”的表现，其破坏性并不亚于盲目“唱空”中国经济。从内部看，保持经济发展的自信固然十分重要，但自信不能升格为自负，只有正视中国经济的既有成果和不足，领悟深化全面改革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才能以切实行动推动中国经济的增质提升；只有正视中国企业的现有成绩和成长经历，才能放下规模崇拜，在尊重市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中，培育出真正被国际认可和尊重的中国企业；只有正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格局和现存不足，才能稳健有力地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才能真正形成理性成熟的中国投资者阶层。

  换个角度看，一个简单的事实不能忽视：中国GDP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几乎不存在趋势上的疑问。这是个简单的数据常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近10%，而美国是3.3%左右；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始终还是高于7%，2020年之前继续保持这个平均增速的底气还很足。所以，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基本算是确定趋势。既然势所必然，那就得坦然处之。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在即将实现规模超越之际，怎么样夯实中国经济的内涵。

  如何夯实？当然于内于外都要努力。于内而言，须致力于“三可”。一曰“可信任”。只有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在相对全球与可比国家更快的速度，规模排位才不会反复，这需要中国经济果敢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在追赶效应、人口红利下降的背景下释放改革红利，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二曰“可理喻”。只有经济金融运行更容易被人读懂、被市场理解，这个第一才更有说服力，这需要中国进一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经济体系运转的透明度，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避免股市与宏观经济分道扬镳、楼市非理性繁荣、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等一系列不正常经济现象变成常态。三曰“可放心”。只有国民对经济增长放心，对自身福利改善安心，中国经济第一的位置才能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这需要中国进一步将惠民生放在与保增长、调结构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尊重微观崛起的时代趋势，通过体制与机制的创新，让民众更好地分享经济腾飞的果实。

  于外而言，须致力于“三被”。一曰“被认同”。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得到足够多的国际认同，中国经济的崛起之路才不会荆棘密布，这需要中国更多、更大度地与全球特别是和周边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分享崛起的利益，不在经济利益博弈上太过斤斤计较，学习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黑字还流计划的经验，实现和谐崛起。二曰“被尊重”。只有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国际事务和周边事务处理中有了足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个经济第一的位置才会被尊重，这需要我们深入促进经济影响力向政治影响力的转化，多渠道提升国际地位。三曰“被支持”。只有中国经济扮演起领头羊的角色，更好地为世界经济复苏发挥支撑作用，才会有更多的国家支持中国坐稳第一，这需要中国经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增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增长协同性，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审慎理性。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