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的提升，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声音也正变得更强，中国经济的角色也开始出现转变的迹象。美国《福布斯》杂志10月30日发表了一篇美国学者的文章称，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中国将会从过去的“世界工厂”转变为未来的“世界银行”。目前西方学界持此类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之前就有一篇来自德意志银行的报告称，中国巨额经常项目余额将决定下一轮经济全球扩张方向。

  对于西方学者们的这些预测，我们倒是不必太过在意，但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的数量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近4万亿美元，2013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累计达4.63万亿元，同比增长57%。截至2012年底，我国在欧洲地区的累计投资达270亿欧元。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新出版的国内首部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我国去年对外直接投资1078.4亿美元，增长22.8%，在美国的投资规模已达140亿美元。这些在过去难以想象的“逆向投资”还在继续增长。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算，到2019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将达到439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3%。对外投资增长潜力巨大。

  钱多了自然要投资，别人自然也需要你投资，由此发生的你在别人心目中的角色的变化本不足为奇。问题是，我们自身是否存在这种角色变化的需求呢？从我们把对外贸易顺差作为自身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必然要面对外汇储备过剩的问题。在经济发展初期，这种外汇储备过剩是有益的，我们可以用它来置换我们想要的物资、技术、资源等。就算花不完，攒在一起也是一种财富。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动荡，尤其是在储备货币发行国（或区域机构）发生危机时，我们渐渐意识到这样的外汇储备实际上也可能是一种风险的积累。于是，如何找到化解这种风险的方法就被重视起来。

  记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刚爆发的时候，就有国内学者提出要将国家外汇储备转化为民间财富，即所谓的“外储内用”，以此来减轻国家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并且还能促进内部经济发展。应该说，这种想法是好的，问题是怎么个“用”法。

  针对这个提议，笔者5年前在上证报上发表过一篇“‘外储’可否考虑这样‘内用’”的专栏文章，设想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将外汇储备转化为经济实体的“内富”。这种设想的逻辑在于，虽然外汇储备的最佳避险方式是转化为如石油、油田那样的对冲资产，但国家投资人地位的缺失，使得这种转化只能依靠投资实体，并通过这些实体的海外资产置换，获取对冲资产。5年过去了，这些当初并未被重视的构想正在转化为现实。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篇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将大量外汇储备置换到实体经济中去。该报告称，中国的做法分为三个步骤：先是中央银行用美元国债置换中国投资实体的人民币；然后，这些投资实体以美国国债置换美国目标公司的股权；最后，这些美国目标公司再把美国国债作为抵押获得所需资金。

  但国外的资金需求者并不满足于中国投资实体的这种投资方式，他们越来越多地需要直接的资金支持，甚至是像银行贷款那样干脆把钱借给他，所以他们才会有“中国即将变成世界银行”的估计。那么，对此我们该有怎样的打算？一方面，中国的确需要对外投资，另一方面世界也确实需要中国的投资。由此看来，中国由“世界工厂”转变成“世界银行”已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们对此究竟该应有些怎样的选择呢？或者换句话说，就算我们要做世界的银行，到底又应该定位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银行呢？

  首先，我们做不了世界的“中央银行”。当今世界货币体系只有一种主导货币，这就是美元。支撑美元主导地位的最主要因素是它有一项任何一个经济体都离不开的对冲资产，这就是石油。凭借着这一独特优势，美元几乎成了世界的货币，那么美国自然也就成了世界货币的唯一发行者和控制者，因此，只要美元的主导地位不变，美国就是事实上的世界的央行，这个地位就不可能发生质的变化，美国就能凭借这个地位全面、深刻地影响全球经济的走势。既然能享尽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好处，美国人怎么能容忍别人来分他这杯羹？

  别看美国学者现在使劲鼓吹中国世界银行论，其实美国人想要的，只不过是在他领导下的一个专给别人贷款的商业银行而已，主导货币的发行权始终牢牢握在他手上，中国只不过是他推行美元影响的一个支点罢了。对于这一点，我们不但要有清醒的认识，更要警惕其中的圈套。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们既不希望做别人货币风险的承担者，也不能被别人利用来扩大别人货币的世界影响力。所以，很清楚，我们也不能做世界的商业银行。

  这样问题就来了，客观发展的趋势要求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的银行，但我们做不了世界的央行，又不能做世界的商业银行，那我们该如何定位我们的“世界的银行”的角色呢？其实，只要看看我们的真实需求，以及世界对我们的需求，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可能做世界的投资银行更适合中国当下发展的需要。

  投资银行当然不同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本质上不是要承担风险，而是要在资金转移的过程中扮演一个中介者的角色，或者是把筹集资金的风险通过资产置换对冲掉。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我们是如何把美元债权（美元的风险）最终通过股权置换转移到美国市场上去的过程，就能明白这种定位对于中国在未来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

  总之，角色转换也好，逆向投资也罢，当中国在未来世界金融体系中担当起更重要角色的时候，首先该考虑的是我们在这个新体系中会有怎样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及我们自身的实体经济如何从新的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如若不然，我们将永远只能做某种国际体系的跟随者了。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