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吉莲·泰特的《拯救日本》

  ⊙徐瑾

  日本，对中国来说始终一面绕不过去的镜子，无论昨天还是今天，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日本经济大概超前中国20年或30年，两国路径不乏相似之处，如工业起步、出口导向、后发优势、政府主导等等因素都彼此映射，而比起日本经济的一路赶超与意气风发，日本经济的幻灭挣扎与衰退危机更值得我们研究。对中国而言，我们的今天是日本的昨天，而我们的明天要赶超的首先是日本的今天。也正因此，《拯救日本》值得反复重读。

  《拯救日本》以日本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后金融改革为大背景，以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被收购转变为新生银行的案例为主线，其间挣扎与无奈，如一出日本能剧。作者是以长期关注全球资本市场而为人所知的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莲·泰特。

  细细体会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经历，几乎可视为一部日本金融微观史。长期信用银行诞生之日即享有盛誉，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制度的基石。上世纪50年代成立之际，整个银行如同军队般保持“步调一致”，而随着60、70年代的海外扩张，银行内部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到了80年代，内部就有发展战略大讨论，存在国际派与国内派之争。国际派主张改变，虽然当时的银行管理层并非无意改革，最终还是追求表面和谐压倒了改革呼声，更何况，当时日本大时代背景也支撑原有发展模式：随着土地、股市等资产价格节节高升，加上一贯的低利率，持续放贷仍旧是利润核心，资产价格尤其地价只涨不跌的信念贯穿如此牢固，“不动产似乎成为解决银行所有问题的答案”。

  与此同时，日本大藏省的那些国家精英虽然也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出于利益及观念，他们不愿引发公开争论，更不愿激烈变革。于是，长期信用银行战略讨论的结果，守旧的国内派占优，这也和日本文化一致——在激进改革和维持一致之间，最终往往会以维持关系的名义选择温和的道路。

  泡沫终究会散去，唯一的问题是时间。到了90年代面临信贷危机之时，长期信用银行照样对早已不可持续的关系客户“爱护有加”，正如最终为银行惹上麻烦的老客户高桥所言，“别担心价格昂贵……我肯定银行会帮忙的。他们总是伸出援手。”最终经历一系列戏剧化变化之后，长期信用银行凄凉破产。

  这是一场悲剧，尤其日本员工往往以公司为终身归属，很多员工即使在破产之后还是继续来办公室，至于管理层更陷入深切的内疚之中，最为典型的人物是末代总裁大野木。他有海外经历，长期信用银行是他一生职业的起点也是终点，他希望变革，但却选择相信演变，结果则是他始料未及的羞辱，不仅他以及其他“武士银行家”的荣誉逐渐丧失，他本人甚至遭受了公众指责以及司法诉讼。他始终在扪心自问，除了自己采取的措施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可拯救长银么？问题始终没有答案。这些原本颇有声望的银行家不仅未能拯救日本经济，甚至在灾难动荡中，有人选择了自杀，比如日本央行前常务董事本间忠实在成为一家银行总裁不久后自杀，这也成为激发本书作者写作本书的动力之一。

  破产只是第一幕，出售重组是第二幕。长期信用银行破产后，是否引入国际投资者引发巨大争议。在各种惊心动魄的报价过程之中、外交以及内部攻势之下，萨默斯、沃尔克等财经名人在其中都曾出演积极角色，最终一家美国私募股权基金以诚意以及专业胜出，长期长期信用银行改名日本新生银行。这家银行能否真正新生，引发日本国内外巨大关注，也被视为日本金融改革的试验田，收购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如何整合仍旧道路荆棘，其中也有不少小故事。

  三年之内，新生银行出现了变化，坏账下降到贷款总额的5%，有了盈利。但对于它的盈利模式仍有质疑之声，在日本银行业新生银行类似一匹与众不同的黑马。其盈利来源并不符合日本银行业的传统，它毅然放弃濒临倒闭的关系客户也曾引起各界乃至监管者的谴责，至于新生银行大力投资的零售银行也只是刚刚起步。“新生”是第三幕，但故事远远没有定论。无论如何，新生最大成就在于“成功地基本清理了其平衡表”，这其实也是日本银行业乃至日本政府应该做的，但迄今改变并不乐观，而老龄化阴霾又如此逼近，国家社会在加速沉沦。这个教训尤其值得后来居上的中国警惕。

  作为剑桥人类学博士，加上曾任FT东京分社社长以及会说日语的优势，令现居美国的吉莲·泰特能跳出一般经济学家及外国人的视角，以细致绵密的方式展示长期信用银行失败以及新生银行的转折。她曾说他希望探索日本银行故事中“人”的方面，而通过一家银行的细致剖析为展示日本复杂的金融变革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本书关于文化、商业、国家之间的交涉与冲突的叙述也非常有趣，而且处处可以联系当下中国现实。

  大众总是健忘而短视，上世纪80年代是日本的辉煌时代，是“日本第一”的赶超顶峰，之后的日本是泡沫时代的结束以及失去的十年乃至二十年，日本几乎从世人关注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比起日本的成功，日本的失败更值得讨论，尤其对于中国而言。

  “华尔街如今血流成河，昔日作为偶像的英美模式已经坍塌了，中国以后怎么办？”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曾为此请教一位金融业资深前辈。他笑笑说不会，中国并不是英美博士生，学的是日本。想想也是，我国证券金融界不少人上世纪80年代都有留日经历，从日本取经甚多。我注意这一分别，与侧重资本市场的英美模式不同，我国的金融系统确实更注重银行系统，更类似德国、日本的主银行体系，商业银行构成经济融资的主动脉，如同毛细血管一样牵涉不同行业以及微观个体。

  对于以产业立国的日本或说大部分后发国家，银行在兴起过程之中比重不轻，如何分配稀有信贷资源往往被视为振兴关键。合理的经济解释自然是市场主导和竞争，促成均衡价格出现，而对于政府而言，尤其是强势政府，往往倾向于通过严格管制来主导市场，通过控制银行来控制分配资金，显然更容易操作。但这类国家的资本市场往往不发达，也容易导致银行、企业、政府三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怪圈，而银行内部又与名下各类子公司陷入错杂横生的关系。

  即使到了上世纪90年代，虽然泡沫经济已经结束，但银行并没有进入实质性结构性改革，加上日本监管者过多干预于市场，以至日本银行深陷过剩产能与僵尸企业的包围之中。讽刺之处在于为了追求金融稳定却最终换得金融动荡——这点与历次信贷狂飙中的中国银行业何其类似。一位国外经济学家就曾对“四万亿”期间银行按照行政指令竞相放贷惊奇不已，而一位中国分行行长甚至指着竞争对手的大楼对他说，“我只要放得比他们多就可以了”。

  同时，社会转型之中，文化的因素总被谈及。在《拯救日本》中，日本的文化特性也被细细描画，一位瑞士资深银行家甚至对作者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日本是个把事情搞砸的最佳地点，因为人们非常愿意指责这个国家和文化。”这令人想起我们熟悉的一句话“这里是中国”，这个暧昧而强大的句子，似乎包含更大可能又拒绝更大可能。中日都处东亚文化圈，是否与注重契约的西方制度难以兼容？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文化重要，但并不必然表示不同文化就不能构建更好的制度。

  日本文化或许比中国保留了更多传统，这甚至间接而部分地导致银行对于客户尤其是关联公司，总有一种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难以从财务角度做出理性判断。典型之一就是日本的“经连体系（Keiretsu System）”，银行、企业彼此关联，交叉持股，而政府也部分提供隐性支持。不过从经济合理性而言，这种状况注定难以持续，尤其当人们从相信这种担保到不相信这种担保，总是存在戏剧性的转折点，容易酝酿成市场动荡以及危机。新生银行的案例表明，引入西方式的信贷管理，银行经营是可以持续的。

  吉莲·泰特是我很欣赏的财经评论者，直到今年，她还在FT专栏中谈起这本书，认为这本书在中国成为畅销书“颇有象征意义”。她给中国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日本经验的六个教训：经济减速可能造成不利影响、通缩是致命的、隐瞒是有害的、多米诺骨牌可能倒塌、存款保险制度至关重要、决策也非常重要。这六点总结见仁见智，但她对财经事件的务实态度以及洞察力令人佩服。无论专栏还是本书，她对各种事件多是冷静旁观和克制分析，并没有同类题材的论著中那种斩钉截铁的对错判断，这使她的书留给读者不少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