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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新闻》11月18日社论
GDP负增长是安倍经济学的失败
日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呈负增长，在此状况下不应再次增加消费税。不仅如此，日本还应该重新审视安倍经济学，设法提高国民最低收入。
民间之前的预测大多认为，三季度的GDP将增长2%至4%，但结果却是-1.6%。占GDP六成的个人消费尚未从4月提高消费税后的下滑状态中摆脱出来。消费没有增长导致设备投资也大幅减少。尽管日元持续贬值，但出口也因为企业将生产据点迁往海外而增长乏力。看来过低估计了时隔17年提高消费税的政策影响。这是安倍经济学的误判。
尽管政府不断宣传说通过5.5兆日元的补充预算和暂时补贴低收入可以使经济衰退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消费税的提高，让家庭消费几乎难以推动。安倍经济学试图在让企业和有钱人富起来的同时泽被下层，这种垂滴理论（指一个体制中将上层人的利益会传递给较低阶层的人，译者注）只是一个幻想。
安倍内阁当初把重振经济、摆脱通缩当做最优先课题，但上任两年来却致力于特定秘密保护法和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在经济政策上，只有以“建设世界上企业最活跃的国家”为宗旨的偏向经营者的政策。虽然试图修改法律提升加班费，强化劳动派遣，但救助经济弱者的设想几乎告以流产。
支撑消费活动的是中产阶层。但安倍经济学却扩大了收入差距，减少了中产阶层的数量。个人消费萎靡不振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安倍经济学必须转换思路，比起减少法人税，更应减少所得税。只有推动家庭消费的政策，才能带来经济增长。（梁宝卫 编译）
◎《经济学家》11月22日社论
国家资本主义站上被告席
因腐败劣迹暴露，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相关负责人11月14日被逮捕。2010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是巴西经济腾飞的象征。现在它不仅被打上了腐败标签，其资本收益和股价也已暴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并非个案，而是国有公司糟糕表现的典型代表。
2000年至2010年，上市的国有企业筹集到大量资金，现在他们的全球市场资本化已从2007年的22%下跌到13%。与同行的私有化公司相比，国有企业的表现大为逊色。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后，国有资本主义迅速扩张，尤其在新兴世界。因为石油出口国和亚洲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聚积了过多储蓄，这些储蓄被用于海外投资。于是，一种新型国有企业开始流行。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私有化公司，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通过全盘购买国有企业形成独占。但进入本世纪，私人投资者仅被邀请成为附属角色。投资者全面接受了这一形式，在2000年至2012年间，他们为国有企业证券支付了超过5000亿美元。但当贸易盈余和商品价格下降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规模急速下降。暴跌的商品价格也让能源和矿产公司大受打击。而国有企业的腐败丑闻也开始频繁出现。国有企业低效表现的根源是资本的错误配置。国有企业的资本投资过于汹涌，自2007年，超过2.5万亿资本被投资于电信网络等大型项目，其中不乏失败案例。
对于政府和国有企业管理者来说，任务是紧急的。一些国有企业已严重负债。新兴国家的许多国有银行都需重新资本化。投资水平和花费需削减，以便提升资本回报。资源型国有企业很可能对商品价格下跌反应过慢。另外，受互联网冲击，银行和电信业急需裁员，但所有国有企业都发现裁员很难。经理人需重新思考公司该如何经营。（贺艳燕 编译）
◎《悉尼先驱晨报》11月18日评论
澳大利亚需要中澳贸易
中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澳大利亚贸易投资部部长安德鲁·罗伯14个月前的协商有了新进展。经历了10年的贸易谈判，现在的结果虽然还未达成自由贸易，但确实是对澳大利亚有益的交换。中澳贸易协议的最大优势，是会有更多如健康和老年护理、教育、旅游、保险、法律、建筑、工程和财富管理等中国市场向澳大利亚服务敞开。这对多样化的澳大利亚出口经济非常关键。
中澳两国都存在急需开发的地域，中国希望能涉足澳北部地区的发展，同时也向澳大利亚公司敞开门户，希望他们能参与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资源的传统供应商能从这一交易中获胜，食品供应商也是。尽管大米、糖、小麦、棉花和油籽工业在贸易上有进一步发展需要至少等3年，但乳业、红酒、牛肉行业的获益是清晰可见的。
中国在澳大利亚房产和商业的私人投资将大大获益于中澳贸易协议。进入澳大利亚的资产投资需经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现在中国对澳私有投资额度已大大提高。同时，中澳贸易协议也是中国扩大影响力的重要部分，因为通过泛太平洋伙伴关系，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更紧密了。
然而，澳大利亚对于中国是否会投资关键资产，从而获得供应链和定价优势，还是有所担心。同时，对中国是否会混淆私有投资和国有投资的界线也较为关注，毕竟国有企业投资需要更长的审查时间。其他潜在问题还包括争端条款，例如碳排放量和反烟草法等相关法律规范。尽管在澳大利亚看到可计量的利益前，中澳贸易可能会遭遇阻滞，但作为一个资本进口国和自然商品及越来越多专业商品服务的出口国，澳大利亚需要中澳贸易。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