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资本主义大变形》

  ⊙严杰夫

  “货币泡沫经过40多年的酝酿和膨胀，现在已经达到鼎盛阶段……在全球货币泡沫的最后阶段，美国经济增长将戛然而止。现在被国会预算办公室‘美好前景’所遮盖的20万亿美元预期债务将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美国前国会议员、私募股权投资家戴维·斯托克曼在《资本主义大变形》中，如此描写资本主义世界的“末日”。

  斯托克曼并非第一个抨击美国丑陋的财政赤字的作者，却绝对可算是最不给美国财政制度面子的作者。这当然与其曾在美国政府工作的经历有关。上世纪80年代，作为里根政府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斯氏近距离接触到了美国政府内部在预算争斗中的黑暗和腐败；另一方面，斯氏在华尔街的经历，也让他直接感受了投机巨头们的贪婪。在他看来，正是部分美国执政者和华尔街投机资本之间的联手，才让美国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货币工具造成的泡沫中越陷越深。

  在《资本主义大变形》里，斯托克曼的叙事并未按照时间顺序，乍一读来让人感到头绪纷繁芜杂。但细读之下，还是能发现，作者其实是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来剖析，美国是如何陷到货币泡沫和债务危机的泥潭中的。

  在历史维度上，斯托克曼将美国昏庸的赤字财政理念，追溯到二战前的罗斯福新政时期。与今天主流的观念不同，在斯氏眼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并不是让美国脱离经济危机泥淖、避免陷入法西斯阴影的英雄。罗斯福时代的一系列新政措施，也并不是美国经济史上的一段神话。相反，作者将罗斯福的宏观政策评价为“粗鄙的、通胀论者的观点”，并且把罗斯福新政称为“一场政治的铜锣秀”。这可以说颠覆了我们对这位伟人的习惯印象。

  斯托克曼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批评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正是从这位美国政治史的耀眼明星、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开始，美国动摇了稳健财政政策的基础，而建立了一个恣意妄为的财政体制，开启了激进主义管理风格，致使国家权力膨胀及依附于权力的权贵足本主义的兴盛起来。也就是说，美国如今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毫无顾忌的货币刺激政策，其滥觞就在罗斯福这里。

  斯托克曼认定，罗斯福最昏庸政策有两项最为典型。一是，被后世赞誉为“百日新政”的标志性立法——《全国工业复兴法》。表面上看，这部复兴法目的在于促使国家经济和各大产业实现复苏，然而在实际上，这项法案却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法案”，强迫竞争者加入工业辛迪加，最终造成市场竞争被限制、价格被操纵。讽刺的是，在效果上，它也并未如罗斯福所愿，帮助美国经济复苏，却反而“使其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卡特尔联盟”。另一个是罗斯福领导的两大著名刺激计划：PWA和WPA。这两项计划的名字事实上是主持计划的公共部门首字母缩写，即“公共工程管理局”和“公共事业振兴署”。这两大机构是罗斯福新政期间主导经济复苏的核心机构。不过，历史数据却显示，PWA实施的工程只贡献了40亿美元产值，投资额仅占GDP的0.3%；而WPA更在6年投资110亿美元的情况下，建造了一些乏善可陈的工程，机构负责人最后还被曝出勒索丑闻。

  上述两项政策错误还不足够显示罗斯福新政的昏庸。斯托克曼在书中用整整一章来细数罗斯福在经济政策上的无知和鲁莽，并指出罗斯福新政给后世留下的真正遗产只有权贵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肿瘤”。斯氏毫不留情抨击罗斯福及其新政，正是为挖掘80年来美国政府在财政赤字的道路上急速前进的历史原因。自罗斯福以降，靠“大炮加黄油”冒险的林登·约翰逊、摧毁国家财政准则和金本位制的尼克松，屈从权力而姑息泡沫金融的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不断推升国家债务水平的小布什和奥巴马，可谓一脉相承。在这样的历史更迭中，美国的国家制度终于腐朽成为为权贵资本主义、为投机者服务的工具。

  斯托克曼还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坏过程，不仅有历史因素，背后的理论根源同样也有脉可寻。在经济学理论这条线上，斯托克曼自然不会放过以“借国家干预来平滑经济周期”为核心观点的凯恩斯。斯托克曼批判罗斯福，如果算是掘了自家祖坟，那么撂倒凯恩斯，就可被视作要砸掉现代经济学的庙门了。

  凯恩斯鼓励政府举债以刺激经济的做法，在斯托克曼眼中荒谬之极。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是民族主义和自给自足的产物，只能在封闭经济体中起作用。在实际情况下，只会导致美元不断流向海外。1931年，在拯救英镑的行动中，凯恩斯反对财政紧缩，最终给予没落的英镑体系致命一击。10多年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也正是凯恩斯领导建立起的新货币体系，为美元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芝加哥学派创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也遭斯托克曼痛斥。不同的是，凯恩斯是因为赤字财政的理念被斥责，弗里德曼则作为将货币工具导入宏观调控的始作俑者而遭到“痛恨”。有趣的是，若说在批评凯恩斯时斯托克曼还有所保留，那斥责弗里德曼则完全是咬牙切齿了——在第十三章的标题里，直白地将弗里德曼称为“愚蠢”。

  弗里德曼之所以成为斯托克曼“最痛恨”的经济学家，是因为弗氏为美联储打开了公开市场操作这个“潘朵拉魔盒”。弗氏推崇央行的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中起“指挥家”作用，将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看成是通往最佳经济总需求和更高国民收入的途径。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弗里德曼试图让美联储担负起全面管理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实践中，这种观点事实上是把国家银行准备金、货币和信贷置于12人的“货币政策政治局”（斯托克曼对美联储的讽刺形容）的完全控制下。为此，斯托克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弗里德曼完全忽视了美联储容易受到市场影响的特性。遗憾的是，这种特性如今已被华尔街债券交易所及其会员银行网络所捕获，堂堂美国央行在政客和经济学家的联手推动下，步入华尔街投机客的怀抱。

  斯托克曼如此刻薄批评罗斯福、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根本原因在于他痛感在当今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乃至白宫的政客头脑中，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所拥有巨大影响。恰恰正是这种不恰当的政策理念，最终酿成了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更令人心寒的是，奥巴马政府在扩大财政赤字和滥用货币工具上，没有任何停止甚至放缓的迹象。在金融危机发生6年多后的今天，美国股市的主要指数接连不断创下新高，垃圾债规模也同样逼近新纪录。德意志银行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垃圾债务金额已回升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准。在奥巴马、伯南克们的庇佑下，曾经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影响华尔街的夜夜笙歌。

  与对凯恩斯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的鄙视相比，斯托克曼有意无意地将奥地利学派放在更高的位置。他所抱持的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观念，放在当下全球货币盛宴的背景下，的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且，在《资本主义大变形》中，他对政府在新能源、新技术的扶持政策的评价，也的确过于苛刻。但是，他刺耳的怒骂确实值得世人警醒。

  不能否认，在今天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中，也有浓重的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影子。这样来看，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如何远离财政悬崖，减轻货币工具对市场的干预，防止财政、货币当局沦为投机者的工具，对于培育健康的经济体，保障宏观经济的增长质量，避免步入美国的怪圈，同样是个重要命题。因此，斯托克曼的“骂声”在我国也有现实价值，它是及时的提醒，也是严苛的规劝：在满足于增长和繁荣的同时，不要忘记暗中隐藏的丑陋。股市节节攀高无法证明实体经济的复苏，而只有回归产业基本面，我们才能寻找到繁荣的本源。